长期低生育率、老龄化、城市化、人口流动将给中国带来巨大挑战
中国青年报：中国当前人口问题存在哪些风险？
顾宝昌：我国人口问题的风险不在于数量或规模，而在与结构。具体地说，有四种结构性的人口趋势，将给未来的发展提出巨大的挑战。
首先是生育率将长期走低。看看周围的80后、90后甚至00后就会知道，想要回到几十年前的那种生育水平已经不可能了。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由于饥荒、战争等因素经历过人口的低增长期，可是从来没有过低生育率时期。一个低生育的中国社会将是什么样子，我们无从得知。
其次是老龄化社会。第六次人口普查显示，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达1.8亿，占全国人口的13.26%，比10年前的第五次人口普查结果上升了2.93个百分点。这还不是情况最严重的时候，因为30～50岁的人群是人口金字塔上最大的年龄人群。今后10～20年，当这个年龄人群进入老年，社会的老龄化程度可想而知。对于老龄化社会，从其他国家看到过，但是中国并没有经历过，到底应该怎么应对没有任何经验。
老龄化社会提了很多次，可能在许多人那里都已经听腻了，认为应对老龄化社会无非是多建一些养老院、多发展一些养老产业而已，没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可事实真的是这样吗？就拿一个不涉及到医改、建设养老院、退休金改革等复杂问题的小事情来举例。有很多6层楼的老房子没有电梯，许多人年龄见长，上下楼越来越困难，上不来下不去，幸福感自然大打折扣。于是近年来呼吁给这些楼装电梯的声音越来越高。据统计，在北京，这样的楼有3万幢左右。假设每幢上有10个老人因为没有电梯而无法上下楼，那么光在北京涉及到的老人就在30万左右。全国保守估计，再乘上个100，就是3000万左右老人。我有一次在一个边远地区讲课，台下的市长听到我这个例子，立马站起来感叹说不能再建这种6层楼了。如果在实际上低估了应对老龄化挑战的艰巨性，将来是会措手不及的。
第三是城市化问题。几千年来，中国是农村社会而非城市社会，随着城市化水平越来越高，费孝通先生所描述的那种中国乡土社会肯定是一去不复返了。但是，一个城市化的中国会是什么样子呢，历史上也没有现成的答案可以参照。
第四是规模巨大的人口流动。第六次人口普查显示，我国的流动人口已经超过两亿。过去，中国作为一个农业社会，基本上是不流动的。越来越流动起来的中国社会会是什么样子，我们还是不知道。
可以预见，这四种现象，将会给中国提出史无前例的人口挑战，而且这种挑战将不单单止于人口层面，更会带来社会形态的改变。
中国青年报：应该如何应对这种史无前例的挑战呢？
顾宝昌：最迫切的就是要正视这种挑战的到来。整个社会要认识到我们正处在一个历史性的转折点上，更要看到正向我们走来的人口挑战是什么样子。有了认识上的转变，其他问题就顺利成章了。就拿现在关于计划生育政策的争论来说，讨论不能只停留在生不生、生几个这种表面的问题上，把它放在即将到来的人口挑战的大背景下去考察就好理解多了。政策是对现实情况的应对，现在人口的现实情况已经发生变化，以前的计划生育政策自然没有一成不变的理由。
令人庆幸的是，这次三中全会决定启动生育政策的调整。这不仅是一个政策上的调整，更引起了全社会对生育政策乃至人口问题的关注和讨论。全民认识的提高是政策调整的基础，只有当广大公众对即将到来的人口挑战认识得越来越深入、越来越明白，推动政策调整的动力也会越来越大。
我相信，就像经济改革中出现了深圳模式、温州模式、苏南模式一样，计划生育政策的调整也不会是全国一刀切。在生育政策调整上，也应该根据中央简政放权的精神，允许各地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有自己的模式和探索。
中国青年报：您曾说，年轻人最应关心计划生育政策和人口问题。为什么这么说？
顾宝昌：因为这些都涉及到年轻人的切身利益呀！现在在生育政策与人口问题上，尽管争论非常激烈，可是年轻人往往很少关注。我经常给自己的学生说，当未来中国进入老龄化社会、不到两个劳动力就要养一个老人的时候，那个老人指的不是我，而是你们自己。所以，现在的生育政策调不调整或者怎么调整，后果都是要80后、90后去承担。年轻人要意识到，这些问题都和自己未来的命运息息相关，一定要关注这些问题并发出自己的声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