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者在解决历史认识差异方面的责任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冷战的局面下，强调现实主义目标的冷战思维占了主流，阻碍了人类社会和平与发展的进程。在这种国际环境中，历史认识的差异必然成为影响国家关系与发展的重要障碍。但是，也有在解决历史认识差异方面积极的努力，区域合作的实现是这一努力的结果。典型的如在欧洲，特别是德国与波兰、法国之间在谋求共同历史认识方面进行了积极的努力。这种努力对于今天欧洲形成的共同体的局面无疑是具有重要意义的。而东亚地区国家间关系的紧张，则与历史认识问题没有得到解决有相当大的关系。因此进行这一方面的努力极为重要。

从２００２年起，我还参加了中、日韩三国的学者与教师共同编写面向未来的历史读本的工作。那本书出版后，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社会的关注与欢迎：日、韩两国一版再版，订数与日俱增；而在中国，发行后不久便跃升为图书发行的第一位，一周内连续加印３次，仍不能满足社会的需求。这一情况使长期以来感到历史学被冷落和边缘化的我们深有感触。我们体会到：历史研究的成果，只有广泛地与民众见面，为民众所接受，解决社会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才能够体现出历史学的功能与历史学者的价值。

关于在东亚三国间是否存在共同的历史认识，能否建立共同的历史认识的问题也曾经引起相当激烈的讨论。我们在这里所说的共同的历史认识，简单地说，就是需要对战争性质的判断，对战争历史过程中的重大事件的判断建立基本一致的认识。

２１世纪的国际社会是在追求和平与发展的，对国际争端，我们主张通过对话解决。对影响国家关系的历史认识问题，解决的途径也是这样。我们批评日本扶桑社的《新历史教科书》，那本书就是站在狭隘的民族主义的立场上抵制全球化趋势而宣扬只有日本优秀。应当注意到，狭隘的民族主义作为一种在新的时代抬头的思潮，不仅在日本有市场，在东亚的一些国家也有影响。狭隘的民族主义加剧不同国家民众之间由于历史认识问题而导致的感情恶化，解决这一问题关键是要进一步增信释疑，促进建立共同的历史认识。在这方面，各国政府、媒体和学术界都承担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在中国，关于历史认识一直有这样一句话，就是“以史为鉴、面向未来”。“以史为鉴”，就是要继承国家间友好交往的传统，汲取发动侵略战争带来的深刻教训。“面向未来”，就是不停留在算历史旧账的层面，而是为了世代的友好而面向和开辟未来。历史已经成为过去，我们要把研究历史和进行历史教育作为推动各国关系向前发展的动力。让我们为建立面向未来的历史认识而共同努力！

（作者系中日首次共同历史研究中方首席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