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中日双方在日本东京举行了两国共同历史研究的第二次会议。这次会议讨论了在今后一个时期将要进行的共同研究的工作，首先就共同研究题目达成了基本的一致。双方委员会将针对这些题目先各自进行研究，提出研究报告。进而对对方的研究报告进行评论，交换意见，将讨论后的共识与不同意见写入共同报告。会议还讨论了今后一个时期共同研究的日程，确定在今年１２月召开第三次会议，对双方提出的研究报告进行讨论，在２００８年６月形成共同研究报告。这次会议在积极的有建设性的气氛中进行，两国学者各自表述了在部分历史问题上的基本认识，也听取了对方的基本情况，坦率地交换了意见。虽然由于时间的原因还不能进行充分的研讨，但开始了共同研究的实质性的一步，对于今后的共同研究是一个比较好的开端。

历史问题与重新建构中日关系

中日关系在经历了诸多激烈的波折后终于获得了冷静和相对平静的时机。许多有识之士都意识到：比较起来，中日两国的关系相对脆弱，容易破裂。政治领导人、媒体、论坛都应该充分认识到这一基本情况，要充分注意自身的言行，要强调理性。历史问题既然已经受到双方国民的关注，就应正视，应采取正确的方法处理，这就是进行中日共同历史研究的基本的初衷。

有的人对中日之间进行共同历史研究持怀疑态度，认为是不可能的。我想需要澄清两个问题，一是我们用什么样的标准来判断共同研究的过程与结果；二是如何认识与我们在历史问题上进行对话的对象。

对于前一个问题，我曾经在许多场合中说过，共同历史研究可以分为三个层面：第一层面是建立冷静和安静的环境，整理自己的思想，倾听对方的意见，进行初步的也是基础性的沟通与交流；第二层面是针对对方的意见进行研究，与对方开展讨论。研究与讨论的过程也是见解交锋的过程，但也可能是相互影响的过程；第三层面是在再度整理双方见解与认识的过程中，思考我们之间真正的分歧在哪里，同时也思考曾经是分歧但实际是误解的地方，思考能够达成共识的地方。在经过这样的整理后，我们才能够提出共同研究的报告。目前来看，第一层面的工作已经展开，第二和第三层面的工作即将进行。

关于第二个问题，我也时常以日本教科书的采用情况为例说明：扶桑社的《新历史教科书》之所以没有得到广泛的采用，是因为这本书肯定侵略战争的基本立场。可见在日本，多数人民还是希望和平，反对战争的，他们也批评与反对当年侵略了亚洲与中国的战争。我们的对话对象其实更多的是这样的日本人。当然，由于战争也确实给日本人民带来了苦难，他们之中的多数人仍站在“日本人是战争被害者”的立场反对战争，而我们则认为仅仅站在这样的立场上反战还不能得到亚洲各国人民的理解，因为“反战”并不是一个具有普世意义的行动口号。战争期间的日本对亚洲来说是加害者，但是，对多数日本人来说，“加害者”的认识是比较浅薄的。多数日本人一提到战争，首先想到的是广岛长崎的原子弹爆炸，是东京的空袭等等。原子弹爆炸与空袭确实是事实，问题是如何分析与理解。如果充分认识了日本带给亚洲人民的伤害与灾难，就不难理解日本人受害的原因了。但是日本的历史教育并没有重视加害的问题，于是就产生了与我们在战争历史认识上的主要的差异。但是，必须看到，这种情况与上述故意否认侵略战争责任的编写《新历史教科书》的情况不同。如果说对扶桑社的历史教科书，我们需要的是从理论上与认识上的批判的话，那么，对于人民之间的不同的历史认识，我们需要的是在讨论基础上的沟通与理解。这种沟通与理解，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小扶桑社历史教科书的影响力。

人们也许提出这样的问题：战争已经结束６０年了，为什么历史认识问题至今没有能够解决，甚至有恶化的倾向？当然，右翼与保守势力的猖獗是重要的因素，但是我们还必须关注对战争历史的感性认识逐渐风化的问题。

战争已经结束６０年，直接经历过战争的人到现在越来越少了，他们的战争体验对后代人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小。据统计，现在的人口中，战后出生的占７０％以上。４０――６０岁的人，可能从上一辈人的口中得到关于战争的部分感性知识，而２０岁左右的青少年，甚至从父母的口中，也难以得到关于战争的感性的认识。所以，对于多数人来说，关于战争的历史认识有空洞化与抽象化的趋势。对于许多年轻人来说，战争是久远的过去，而对于自己这一代人来说，战争就像游戏一样，只有在电脑的虚拟的空间中可以看到。这种空洞化与抽象化的认识，容易被引导到错误的道路上，特别是引向狭隘的民族主义的方向。这种现象在东亚各国中都有表现，当然，对于曾经发动了侵略战争的日本，感性认识的风化更有相当大的危险性。可见，历史事实的共有乃至建立共同的历史认识甚至历史观，已经不仅仅是政治层面的问题，也不是一些人的感情的问题，而是和平与发展的目标所提出的要求，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

进入21世纪后，虽然中日关系有许多不稳定因素，但关注与期待重建中日关系的呼声也十分强烈。去年２月日本外务省进行“关于中日关系的舆论调查”，结果有77.9%的人认为“应该改善中日关系”，46.5%的人认为20年后的两国关系“摩擦会有所增加，但比现在会有所好转”。而１０月安倍首相访华后，也有超过七成的中国人认为需要改善中日关系。因此，通过共同历史研究促进中日关系向健康的方向发展，是我们责无旁贷的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