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内瓦当地时间5月14日，世界贸易组织总理事会正式会议任命巴西人罗伯托·阿泽维多为该组织下任总干事。这意味，至少在未来四年，传统意义上协调世界经济发展的最重要国际多边贸易机构将再次由发展中国家人士掌门。这是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份额改革，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提升份额，话语权上升；世界银行人事调整，亚洲面孔美国人取代华尔街出身的白人出任行长之后，金砖国家人士击败北美国家人士正式进入布雷顿森林机构核心管理层的新标志。
这表明，自国际金融危机开始，国际经济治理结构格局朝着反映世界经济力量最新格局和有利于新兴大国的方向逐步演进。发达国家的传统经济力量虽仍不愿改变已被证明将使危机反复发作的国际货币、金融和贸易规则。但是经历百年不遇金融危机和主权债务危机，千疮百孔的货币金融体系之于发达国家已独木难支，需要“借力使力”，把在国际经济舞台上“出将入相”的“面子”送给新兴大国，换取发达国家继续依靠旧有体系“坐收渔利”的“里子”。
巴西人出任世贸组织总干事、新兴市场国家能够进一步借此了解国际经济游戏规则固然可喜可贺，但是世贸组织本质上仍然是主要服务于美欧等发达国家经济运作思路的传统型国际经济政策协调机构。由此反观，IMF改革后，美国仍是主宰力量；世行换了美籍韩裔医学博士做行长，但资金仍多来自美国，行长仍是美国人。融入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元素的布雷顿森林机构，形态恰似红薯，“红皮白心”。体系、制度、机构由美等发达国家控制的事实没有本质的改变。
这就意味着：谁当“掌柜”固然重要，但“东家”的力量不容忽视。这甚至更意味着：今后世贸组织内部的利益将更难分配，甚至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讨价还价也或将更加难堪。在长达5年时间里，巴西常驻世贸组织代表阿泽维多总以不断在世贸组织为巴西争取正当利益的斗士形象示人。未来他将一改以往风格，突然成为满口发达国家的“仁义道德”的“专业人士”。这或许会使金砖国家特别是巴西人民感到尴尬，甚至难以接受。
阿泽维多在获任总干事后宣示将坚定不移地恢复世贸组织应有的作用和杰出地位。显然，此言一出，表明世贸组织的肌体日渐衰弱已经成为得到官方确认的共识。不到20年，一个覆盖全球国际贸易总额97%、前途兴旺的国际经济组织一步步演变成成员利益分野截然对立、谈判久拖不决、体系建设前景渺茫的僵化躯壳。
多哈回合接近成为“不可完成任务”的代名词。启动于2001年11月的多哈回合包涵农业、非农产品市场准入、服务、知识产权、规则、争端解决、贸易与环境以及贸易和发展问题等八个领域的内容。该回合的停滞不前固然隐含立场分歧明显、难以集体行动等多边谈判的通病，但是其多边贸易谈判的一揽子接受规则更是为害广泛，这直接扩大了各成员直接的利益摩擦面，导致那些本可先行达成共识的内容也久拖不决。加之世贸组织多边贸易谈判原则上必须在结束一轮谈判后，才可进行新一轮谈判。由此，任何阻碍谈判的小细节都能构成为贸易谈判和世贸组织自身建设停滞不前的关键性因素。由此，世贸组织主导下的多边贸易体系既有的降低贸易壁垒、减轻交易成本的优势逐步变为浪费各国时间和诚意、提高机会成本的劣势。各成员对其碌碌无为越发表示失望。
在这一大形势下，世贸组织在贸易纠纷仲裁上的权威性也在打折扣。世贸组织及其总干事的权威性和必要性每况愈下。这将迫使阿泽维多在上任后必须立刻做出清醒地判断：世贸组织究竟应向何处去？一般看来，摆在世贸组织面前的路有两条。一是传统路径、保守疗法：继续推动多哈回合，协调主要谈判方先易后难逐步化解矛盾，尽早达成一揽子协议。过去超过10年的经验表明，这显然是将死马当作活马医，费力不讨好。世贸组织的最后的影响力和作用也将随之耗散。二是改弦更张，深化改革：就是要改掉现在阻碍多边谈判的各种体制机制障碍。欲降低国际贸易的交易成本，首先必须降低谈判的交易成本。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当前阻碍谈判的既有规则在一定程度上是保护发达国家在该组织内既得利益的一道防线。降低谈判交易成本的改革将实质上触及美欧发达国家的核心经济关切乃至政治利益。类似改革对于发达国家而言似乎要比搁置世贸组织来的更坏。因此，进行这类改革需要极大的勇气和智慧。其所引发的系统性风险也不可小觑。
百年不遇的国际金融危机和主权债务危机使发达经济体遭到重创。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油然而生。很显然，反对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是促进世界经济均衡、平稳、较快复苏的政策主张。然而，历史上，经济危机与保护主义相伴相生。保护主义不是特定国家的特权，而是一般国家的本能。因此，保护主义在全球范围内是常态，是国家经济自然而然的表现。自由贸易是非常态，是需要付出努力、做出一定经济牺牲的。
随着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领域的成熟与崛起，发达国家旧有的制度规则优势出现滑坡。在世贸组织等制度设计当中获取的红利不断缩水。这使得国际金融危机后，跨大区域的经贸及金融合作层出不穷。这不但是发达国家构建新规则的需要，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世贸组织规则、领域单一的缺陷。当前，“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是美国参与并试图主导的两大投资、贸易、金融合作体系。它们与美韩自贸区一道体现出金融危机后经贸金融合作的非地缘性特征。然而更重要的是，TPP与TTIP破除了世贸组织一揽子决定等积习，使体系的成长性跨越式提升。这在一定程度上对世贸组织的生存和发展空间构成威胁。因此，阿泽维多上任伊始就必须做出一个正确判断进而为世贸组织进行新的定位。
正确判断，即世贸组织与新兴经贸金融合作组织的关系是怎样的。一般认为，TTP、TTIP显然与世贸组织的职能上出现重叠。鉴于前两者体制机制的活跃性，世贸组织只能望其项背。TTP与TTIP显然将相辅相成，进而覆盖全球。如此，世贸组织的回旋空间将越发狭窄，必须亦步亦趋，与之展开竞争。然而，深究这两类体系的本质可见，世贸组织与TTP、TTIP各自存在发展的难点。世贸组织将先难后易，TTP、TTIP则将越谈越难。
由此，阿泽维多若能将世贸组织的定位于全球贸易规则的制定者、贸易纠纷的仲裁者和所有经贸金融合作的监管者，变相“升格”，则TTP、TTIP将等而下之。但显而易见的是，这样做仍将有赖于世贸组织首先摆脱困境，重新焕发活力。这一方面需要阿泽维多发挥国际交际手腕和聪明智慧；另一方面更需要假以时日，等待TTP与TTIP步履维艰，奉行实用主义的世界主要国家回心转意，把注意力更多的放在世贸组织之上。
（作者系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