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府正在清除有碍经济发展的制度性绊脚石。5月15日，国务院下发文件，取消或下放共计133项行政审批权限，重点是经济领域投资和生产经营的审批权。
新一届中央政府成立仅58天，就大力推动简政放权，这突显出中国政府深化改革的决心。
此前两天，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表示，简政放权要达到三个目的，一是稳定经济增长，二是推动经济转型，三是促进就业。李克强特别强调，这是在当前形势下稳增长、控通胀、防风险，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迫切需要和重大举措。
中国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宋晓梧表示，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正处在转型的关键期，从出口导向转到内需拉动，需要理顺权力运行关系，激发制度和体制潜力，让经济释放出更多更大活力。
中国行政管理学会执行副会长高小平表示，政府减少审批权，可以消除制约转型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保障各种所有制经济公平参与市场竞争，打破行业垄断，从而真正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经济发展需要
中国政府为何在此时简政放权？
宋晓梧表示，这与目前中国经济的形势有关。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经济展示出的活力以及率先复苏的业绩为世界所瞩目。然而，今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却又重现了疲软的势头，实体经济复苏乏力。
宋晓梧认为，中国经济再回到危机前那种单靠投资驱动增长10%以上的状况会很困难,增长速度已不是最重要的指标，质量要比速度更重要，而能够解决就业和维护社会稳定的增长则更为重要。
“既要稳增长，又得提质量，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通过简政放权来激发社会和企业的创造活力，增强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就显得尤为重要。”宋晓梧说。
中国经济从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过了一系列改革，目前最重要的是要转变资源配置方式，从政府配置资源转为市场配置资源。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关键在于让企业成为资源配置的主体，这就需要政府简政放权。
计划经济时代，企业所有发展决策都由政府说了算，改革开放后，特别是自中国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后，中国政府取消或下放了不少经济项目的审批权，但这并不彻底。李克强总理曾看过这样一封反映投资审批手续繁琐的来信：一个企业拟投资一个项目，要经过27个部门的酝酿审批，时间长达6至10个月。这不仅会影响到企业投资创业的积极性，还容易使其错失商机。况且在国务院各部委大量的行政审批案中，有些审批事项看起来让人费解，如对城市轨道交通设施的社会投资进行核准, 或对渔船船名进行核定等。这些本该由企业做出的决策，被政府所包办。
“政府审批成了行业准入的通行证，假如没有政府允许，即便你有资金等条件，最终也无法进入该领域。这种做法约束了经济发展的活力。”宋晓梧说。
宋晓梧表示，中央政府这次简政放权就是要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做到尽可能减少政府对企业经营活动的许可，缩小投资项目审批、核准、备案的范围。
激发政策红利
国务院发布这一文件还表明，新一届中央政府已下定决心要把权力下放到位。
中国城市和小城镇中心研究员易鹏认为，此举对激发各类市场主体发挥活力和创造力，促进经济稳定增长，无疑是一贴“良方”。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当前实体经济复苏乏力，一是经济先行指标明显回落。4月份，中国采购经理指数(PMI)降至50.6，显示经济复苏仍很疲弱。二是生产价格指数持续下滑。4月份，PPI同比跌幅扩大至2.6%，环比下降0.6%，连续三个月出现负增长。三是各行业工业企业利润率全线下滑。去年第四季度，工业企业利润总额月均增速20%，而今年3月份行业利润增速仅为5.3%。
与实体经济复苏乏力伴随的是,今年大学生毕业生就业情况不容乐观。教育部的统计表明,2013年全国高校毕业生总数达699万，系建国64年以来最多的一年。而来自人力资源部的数字显示，大学生就业招聘岗位与往年相比下降约15%。这一增一减，使今年的就业形势变得更为严峻。
易鹏说，在前些年实施了4万亿元刺激经济政策，且M2当前已逾百万亿元的情况下，单靠投资刺激经济增长的空间已变得十分有限。而简政放权，依靠市场机制来激发中国经济的内生活力，则有利于促进经济升级。
易鹏表示，通过两个案例可以直观看到放权对释放经济活力的重要性。一个是服务业的案例。当前中国服务业在总体经济中所占比重在50%以下，相对西方国家70%的比重，差距很大。这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政府对服务业项目的审批程度过高，影响了服务业的发展。另一个是中国电子商务领域的案例。由于政府审批程度不高，中国电子商务发展很快，2012年中国网民人数已达5.6亿人，电子商务规模超过8万亿元，今年一季度即达到2.4万亿元，增速高达45%，远远高过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增速。易鹏说:“从这两个方面的案例可以看到，通过简政放权来激发市场经济活力，实现经济长周期的稳增长是完全可行的。”
中国行政管理学会执行副会长高小平表示，这次放权是政府对企业现实呼声的有效回应，是尊重市场规律的表现。
他认为，此次简政放权将产生两大积极变化：一是在投资领域，凡是不涉及国家和公共安全的投资项目，投资决策者将获得更多自主权；二是在生产经营活动领域，只要市场机制能有效调节、行业组织能自律管理的，就无须政府审批。简政放权将促使企业的经营活动变得更为灵活。
“目前，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加快推进的重要阶段，经济发展空间十分广阔，简政放权将经济增长潜力和企业活力有机地融为一体，形成了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强大动力。”高小平说。
问题不容忽视
宋晓梧表示，政府放权后还须管好该管的事。简政放权后，如果政府不加强监管，就容易带来市场混乱，造成诸如重复和盲目投资等损失浪费。
他说，政府最大限度地放权，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要为各类市场主体营造公平竞争的发展环境。只有建立公平环境，才能实现公平竞争。目前，中国市场经济秩序还很不规范，经营不讲诚信、假冒伪劣的做法屡禁不绝、侵犯知识产权和寻租的行为时有发生。这一现状对于诚实守信的经营者是不公平的，不仅会影响国内各种所有制企业的正常经营，也会影响国外投资者来华投资发展。
宋晓梧表示，关于加强监管，目前最需要做的是提高政府市场监管人员自身的监管水平和能力。现在的政府公务员熟稔行政审批，但在市场监管方面则办法不多、经验不足。“这并非是因为干部水平本身的问题，主要还是体制不对头。”宋晓梧说。从事前审批向事中和事后监管的转变，是对政府监管部门新的考验和挑战。
高小平认为，放权对政府管理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政府要加大对经济社会各方面的研判分析和科学预测，制定相应的规划、标准、政策和制度，为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保驾护航，这意味着工作的“圆心”变了，各级公务员遇到的挑战会很多，必须加强自身学习，提高行政管理能力。
国家行政学院副教授宋世明表示，政府职能转变是一件大事，涉及面广，难度大，需要协同各方努力，确保政府各项职能转换任务落到实处。在放权过程中，政府特别要关注若干问题。
首先是加强监管与宏观调控。中央向地方放权，意味着在投资方面，地方政府有了更大自主权。在以经济增长作为绩效指标的干部考核体系下，这可能会激发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甚至会带来重复建设和无序竞争。
其次，简政放权的直接目的是满足当前与较长期的经济与社会需求。简政放权本身必然引起权力结构和利益结构的调整，预防与惩治腐败的制度措施与对策措施若不及时跟上，集中的腐败会演变为分散的腐败。权力下放容易导致地方腐败激增。
再有，过去法律层面规定的备案制大多演变为实践中的审批制，本次国家发改委取消或下放26项投资审批项目至关重要,其中有的改为备案制，如何防止备案制演变为实际的审批制？
宋世明称:“这些问题倘若防范或解决不到位，会直接影响到简政放权的效果。”
附： 国务院主要部委简政放权情况
国家发改委
取消14项审核权，下放12项审核权限,涉及企业投资扩建民用机场项目，企业投资城市轨道交通车辆，信号系统和牵引传动控制系统制造项目，企业投资纸浆项目，企业投资日产300吨及以上聚酯项目。
工业和信息化部
取消6项审核权限,涉及卫星地面接收设施生产企业指定，电信业务经营者拍卖码号审批，通信信息网络系统集成企业资质认定。
农业部
取消4项审批权限,包括远洋渔业船舶、渔业科研船和教学实习船船名核定，渔业污染事故调查鉴定机构资格认定。
交通运输部
取消3项审核权限,涉及国际船舶运输经营同业兼并收购审核、国际船舶代理业务审批、承担船舶油污损害民事责任保险的商业性保险机构和互助性保险机构确定。
文化部
取消3项审批权限，下放1项权限,涉及外国文艺表演团体和个人在非歌舞娱乐场所从事商业演出审批。
国家能源局
取消2项审核权限,涉及电力用户向发电企业直接购电试点、电力市场份额核定。
商务部
取消2项审核权限,涉及石油、天然气、煤层气对外合作合同审批，境内机构或个人从事境外商品期货交易品种核准。
工商总局
取消2项审核权限,涉及外企常驻代表机构登记、境外企业在华从事生产经营活动核准。
公安部
取消1项审批权限，即外国人乘自备交通工具在华旅游审批权限。
（来源：《国务院关于取消和下放一批行政审批项目等事项的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