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韩三国自由贸易协定第一轮谈判于3月28日在韩国首尔结束。三方就签署“全面、高水平”的自贸协定达成共识，并决定首先在贸易和投资等十个领域成立工作组，以及一个关于知识产权问题的专家会议。三方还决定年内再进行两轮谈判。首轮谈判的顺利，表明三方都抱有较高的积极性，但谈判中各国想法差异明显也暗示着合作中存在着激烈竞争。
中日韩是东亚经济的核心
无论从地区还是全球来看，中、日、韩三国都是重要的经济体。2011年三国发表自贸区可行性报告时指出，2010年三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合计达到12.344万亿美元，占当年全球的19.6%。三国出口总额和进口总额分别占全球的18.5%和16.3%，直接投资流入量和流出量分别占全球的9.2%和12.8%。在充满活力的东亚经济中，三国更是占据主导地位。2011年三国国内生产总值达14.28万亿美元，约占东亚16国的72.3%。如果说东亚是世界经济增长的重心，那么三国经济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也就不言而喻了。
但是，中日韩经济都属于外向型经济，而且是区域性外向型经济。三国之间的经济一体化水平还很低。三国区域内贸易尽管与过去极低的水平相比增长较快，但所占比重仍不到四分之一。这与欧盟（EU）和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区域内贸易分别占64%和40%的水平相比仍有很大发展空间。与此同时，作为东亚经济的三大主导国家，这三者之间的贸易关系必将关系到东亚区域合作的发展。2013年，东亚16国决定开启区域经济伙伴协定（RCEP）的谈判。但是，在地区内密如面条般的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网络中，中日韩三国之间却连双边协定都没有。这种状况与东亚地区经济和三国经济的发展极不相称。如果三国能够大幅度提高经济一体化程度，则届时我们才能说欧美之外真正的东亚经济中心形成。因此，无论从全球还是地区的角度看，中日韩开始谈判自由贸易协定都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竞争与互补结构的融合
中日韩之间自由贸易建设进程的缓慢与三国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密切相关。三国代表了发展中国家、新兴工业国和发达经济体三个不同发展阶段。三国之间的经济以互补型为主，更多地表现为垂直分工的关系。因此，长期以来，除农产品之外的商品关税对三国相互贸易发展的影响就不是很明显。
以中日贸易为例，虽然中国机电产品的平均关税较日本的高，但这并没有妨碍中国成为日本的第一大出口对象国。而且以2012年为例，根据日本财务省的统计，日本对华出口机械和电器产品占54%，而中国对日出口中同类产品所占比重为44.9%。其中主要原因，一是中日之间依然存在较为明显的技术差距，二是日本对华出口主要受其产业布局的影响，日本占据了产业链的高端。较为明显的现象是当欧债危机影响到中国对欧洲的出口时，日本对华出口也会受到影响。
目前，中日韩三方，韩国产品与日本产品的竞争性与日俱增，甚至具有较强的替代性。中国产品也开始逐步跟进。三方之间的垂直差距在缩短，水平竞争的特性正在逐步增强。这也是日本对三国自贸区建设的态度开始变得积极起来的一个重要原因。这种状况给三国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即自贸区的建设是要促进相互竞争，还是要促进三国产业的融合。
区域合作中的政治竞争
中日韩自贸区的建设还面临的一项课题就是它要在整个亚太地区的经济合作中扮演什么角色。换言之，三国合作实际上还关系到亚太地区合作的路径选择，甚至对地区政治安全格局产生影响。在亚太区域合作中，存在着各国之间由于经济结构和发展水平的差异而导致的不同的目标与路径选择。
长期以来，美国一直试图推动亚太地区高水平的自由贸易机制。但美国的激进主张在东亚总是会遇到较强的缓解力量。因为东亚大多数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还不足以参加充分的经济竞争。保护相对弱势国家的发展权利依然是地区合作的重要内容。
所以，关于东亚区域合作的模式和路径选择，存在着是将区域性机制建设作为全球机制建设的先驱，还是通过区域合作来提高区域整体竞争能力，这两种目标的差异。这种差异主要表现为，是注重表面的公平性，强调无差异的充分竞争，建设一步到位的一致性制度；还是注重发展的公平性，照顾到差异性，循序渐进地推动区域合作的发展。
目前，在亚太地区存在着两个推动自由贸易的路径。一个是美国强力推动的跨太平洋经济伙伴协定（TPP）的谈判。该机制试图建立一个零关税，且在劳工制度、知识产权等一系列生产制度上达到同一性的高标准的自贸协定，为全球贸易制度建立一个模版。另一个是东亚16国于今年开始启动的区域经济伙伴协定的谈判。这个谈判更多地是着眼于提高区域整体的竞争力和内部的凝聚力。由于美国将区域合作政治化，将跨太平洋经济伙伴协定作为分化东亚合作，以及未来从经济和政治上继续保持对华优势地位的工具，这使得两条路径之间的竞争，变成美国和中国之间对亚太地区主导地位的竞争。
很多东亚国家都采取了两面下注的办法，两个谈判进程都参与。日本也是如此。过去日本出于强力保护农业的国内政治需要，在东亚地区从来都是签署经济伙伴协定，将自由贸易局限于非农产品领域。但是，今年安倍访问美国之后，出于国际政治的需要，决定参加跨太平洋经济伙伴协定的谈判。安倍的举动被日本一些人评论为是继政治上的对华包围外交之后，构筑的对华“经济包围网”。而中日韩自贸区谈判则被一些国际人士视为中国拉拢日本的政治举动。在亚太区域合作中的这种政治竞争，将会使中日韩自贸区的谈判变得更加复杂。
经济转型依然是中国的最大课题
对中国来说，建立什么样的自贸区必须考虑自身需要和国际环境这两大因素。抽象而言，自由贸易有利于优势互补和公平竞争，从而有利于促进发展。但经济发展水平需要与自由贸易的水平相适应。对于中国来说，在自由贸易层次的选择上面临的主要困境一是自身经济发展正处于一个转型期，二是世界经济正进入一个新的技术变革期。
中国的经济转型不应是内需为主还是外需为主的转型，而应是经济发展能力从外来向内生的转型。中国改革开放30余年，改革的步伐跟不上开放的脚步。经济发展享受国际资本大转移的红利，过度依赖土地、人力等资源的低成本。技术进步过度依赖引进，导致自主创新机制发展的滞后。如今，低成本优势不再。关税也不再成为贸易的主要障碍。技术、制度和社会治理水平正成为下一轮世界经济竞争的要地。在新技术条件下，高度的低关税自由贸易格局形成后，将可能出现新的生产转移，发达国家将重新成为工业生产基地。所以，中国应将自贸区建设当作促进自己制度进步的动力。
（作者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副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