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9月4日电（记者 高菲）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第八次峰会将于9月5日在俄罗斯圣彼得堡召开。此次峰会主题为促进经济增长和创造就业岗位，着重关注世界经济、就业、投资和贸易等议题。在峰会举行前夕，新华网就本次峰会热点问题专访了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熊爱宗。
熊爱宗认为“增长”将是本次G20峰会的最核心内容，新兴市场经济虽然增速放缓，但不会被发达经济体取代其世界经济的“引擎”地位。在美国量化宽松的退出问题上，美国如何加强同其他国家的协调，把退出量化宽松带给其他经济体的影响降到最低，也是本次峰会讨论的重中之重。采访主要内容如下：
新华网记者：习近平主席访问中亚四国，并于9月5日、6日出席在俄罗斯圣彼得堡举行的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八次峰会。您认为本次峰会有哪些看点？
熊爱宗：有几个议题将会在本次峰会上重点讨论，一是增长与就业问题，这也是俄罗斯自己设定的优先议题，而就业事实上也是由增长带动的，所以归结起来还是“增长”问题。从历次峰会看来，强劲、平衡、可持续的经济增长一直是大家最为关注的议题，而现在全球的经济形势还不太好，特别是新兴市场经济体出现了增长减速的问题，所以在本次峰会上，“增长”议题一定会受到更多重视。
二是美国量化宽松的退出问题，美国如何加强同其他国家的协调，把退出量化宽松带给其他经济体的影响降到最低。这实质上也是在“增长”框架之下的议题，关于这个问题应该会进行集中的讨论。
新华网记者：假如美国等发达国家真的退出，全球经济是否会因此衰退？对中国会构成什么影响？
熊爱宗：目前的形势是，美国放出了退出量化宽松的信号，或者说大家对于美国退出量化宽松的预期，已经对新兴市场经济造成了非常大的影响，包括资本流出及其引发的货币贬值、资产价格下降等等。有预期是9月份会对量化宽松政策进行调整，缩减资产的购买规模，甚至明年中期或以后，如果选择加息，对新兴市场经济的冲击会更大。从历次经验看，美国一旦进入货币紧缩周期，往往会引起国际资本的大幅流动，甚至会引起新兴市场的危机。
退出量化宽松对中国造成的影响也有几方面，首先，会让中国面临资本流出的压力，这方面中国和其他新兴市场国家是一样的。第二，会对人民币汇率构成影响。目前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保持了相对稳定，但其他新兴经济体的货币对美元大幅贬值，造成了人民币对其他货币相对升值，这会对中国对外出口造成很大影响。特别近几年来，中国对新兴市场国家的出口份额已经接近对欧美国家的出口份额。按照这个逻辑，人民币面对很大的贬值压力。第三是相对好的方面是，美国量化宽松退出会引起美元升值，造成大宗商品价格下降。作为大宗商品的进口国，中国的贸易条件可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改善。
虽然现在风险很大，但整个新兴市场的情况比97、98年要好得多。现在大部分国家内部储备都优于以前，外部都加强了货币合作、区域合作，对于危机的防范和治理都有了很大进步。中国的情况比其他新兴市场要更好，中国的资本账户没有完全开发，有较为充分的资本流动管理的工具措施。
新华网记者：全球经济的复苏之路上呈现出不平衡的新问题，现阶段，发达经济体增长势头强劲，相比之下，新兴市场增长普遍放缓，有外媒预测说，发达国家将取代新兴经济体成为全球经济“引擎”。您怎么看待这一问题？
熊爱宗：这是关于世界经济格局的问题，21世纪的前十年，新兴市场经济快速增长，超过发达经济体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而现在这种差距缩小，发达经济体逐步复苏。但发达经济体仍然有很多不确定性，比如美国的债务上限、量化宽松的退出，欧洲的债务危机，日本的安倍经济学等。新兴市场近期出现了经济走弱的迹象，但其增长速度仍然快于发达国家。比如中国的经济增长虽然从10%降至7.7%，但依然是全世界增长最快的，增长空间仍然很大；印度的增速虽然放缓很多，但仍然快于发达经济体。我认为这是一种回归，新兴市场经济体在增速下降的情况下也伴随自身结构调整，只有经过调整之后，增长才是稳健可持续的。
长远来说，新兴市场经济体和发达国家经济体很有可能出现并驾齐驱的局面，新兴市场经济增长会快于发达国家，但不会像本世纪前十年那样是世界经济增长的一枝独秀。
新华网记者：面对中国经济增长放缓，一些西方媒体对中国经济表示担忧，希望中国制定经济刺激计划，中国现阶段应该提高经济增速吗？
熊爱宗：中国经济增长放缓以后，有很多西方媒体、西方经济学家都开始唱衰中国经济，目的就是希望中国继续刺激经济，带动全球经济的复苏。这实际上是把全球经济复苏的责任尽可能的推给中国，中国是否要提高经济增速，还是应该按照自己的步调？中国经济增长减速既有世界经济减速、外需不好的被动因素，又有主动调控、结构改革调整的主动因素。所以面对国际社会要求中国提高经济增速的声音，我们应该抵制住压力，完成经济结构和经济方式的调整，而且这也利于世界经济增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