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自2003年初的苏丹达尔富尔问题近年来因西方媒体、人权组织以及一些政界人士的“特别关注”而迅速上升为新的国际热点问题。由于中国和苏丹有着传统友好的密切政治经济关系，达尔富尔问题也成为国际上一些组织和个人用来攻击中国的一个“籍口”。而“沾染”上“中国因素”的达尔富尔问题又反过来进一步高调占据了国际媒体头条，成为时下炙手可热的“焦点”问题。那么，达尔富尔问题究竟是个什么性质的问题？中国在该问题上又持有什么样的立场，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该问题的未来发展趋势又会怎样？

达尔富尔：从生态战争到政治外交战争

达尔富尔地区位于苏丹西部，毗邻利比亚、乍得及中非共和国，面积约50万平方公里,约占苏丹全国总面积的五分之一。该地区是苏丹最贫困落后的地区之一，生活着大约80个部落，主要分为“阿拉伯人部落”和“黑人部落”两大部落阵营。前者为放牧骆驼的游牧部落，主要集中在该地区的北部；后者为从事农业的部落，主要分布在该地区的中部和南部地区。历史上，尽管各部落之间因争夺水源或土地也偶有冲突，但基本能相安无事。然而，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由于发生干旱，来自该地区北部乃至乍得、毛里塔尼亚等邻国的阿拉伯游牧部落大批迁徙到达尔富尔中部和南部地区寻找水源和草地，致使该地区人口过度膨胀，从20年前的300万人增加至目前的600万人。人口的过度膨胀，加上干旱和饥荒，导致当地生存环境恶化，不同部落和村庄之间为争夺宝贵的土地和水源而发生的冲突明显增加。为在冲突中获胜，一些大的部落开始发展起自己的民兵武装。由于北部的阿拉伯游牧部落多信奉伊斯兰教，而中南部的黑人部落多信奉基督教和原始宗教，再加之由阿拉伯人主导的苏丹喀土穆政府执行偏袒阿拉伯人的政策以及近年来出于不同目的的国际“关注”，因此,宗教和政治因素的作用下,这场原本是争夺土地和水源的生态战争渐渐演变成了一场政治和外交战争。

达尔富尔问题真正从一个苏丹国内冲突问题“窜升”为“国际焦点问题”的起点应当是2004年。有若干因素推动了这一问题的“升级”。首先是该地区局势的趋于恶化。自2003年2月“苏丹解放运动”和“正义与平等运动”两支武装以政府未能保护他们免遭阿拉伯民兵袭击为由展开反政府的武装活动以来，战乱已造成达尔富尔地区1万多人死亡，大约100万人流离失所；其次是卢旺达种族大屠杀十年祭活动的警示作用。2004年恰逢卢旺达种族大屠杀十年祭，为避免类似的悲剧重演，国际社会开展了一系列的图片展览和报告活动。达尔富尔冲突的部族和宗教背景容易使人产生又一场“种族屠杀”的联想；最后，也是最关键的因素,即美国政府的高调介入。美国政府对达尔富尔问题的“兴趣”主要起源于2004年的总统大选。由于奉行重实力、轻道义的单边主义外交政策，布什在竞选过程中饱受民主党的攻击。为抓道义的旗帜并同时与民主党克林顿政府在卢旺达人道危机上的无所作为形成对比，争取更多的黑人和基督教徒的选票（宗教团体、非洲裔人权组织等院外活动集团的施压也是另一重要“推手”），兼具宗教、种族冲突背景并位于非洲的达尔富尔问题便顺理成章地成为布什的一个重要竞选砝码。

2004年7月，美国国会通过决议，认定达尔富尔冲突为“种族灭绝”（联合国对该地区冲突的界定是“大规模人道主义危机”），并要求政府采取行动迫使联合国对苏丹采取制裁措施，从而为达尔富尔冲突的国际化埋下了伏笔。

当然，除了竞选的因素，苏丹独特的地理位置及其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不仅对美国主导的全球反恐战具有重要的地缘政治意义，而且对“9.11”事件后美国多元化的国家能源安全战略而言也具有潜在的战略和经济利益。特别是，由于中国和苏丹有着传统友好的密切政治经济关系，近十多年来又开展了富有成效的石油开发合作，国际上一些对中国抱有成见的组织和个人开始把中国与达尔富尔问题联系起来，认为中国在苏丹投资和与苏丹现政府合作，就是在客观上为达尔富尔地区冲突推波助澜，中方因此应该为达尔富尔的人道主义危机负责，云云。不久前，美国百余名众议员还联名给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写信，警告说中国如果不能对达尔富尔的混乱局面采取措施，将对北京奥运会带来不利影响。一些政客和人权组织甚至威胁要抵制北京2008年奥运会。弥漫在苏丹达尔富尔地区上空的硝烟就这样人为地、莫名其妙地与中国，甚至与非政治化的体育赛事牵扯在了一起。

中国在达尔富尔问题上的立场和作用

一些西方媒体和国际组织对中国的指责主要集中在两点：第一，在联合国安理会讨论达尔富尔问题时反对使用制裁手段；第二，与苏丹现政府合作，对其施加的压力不够。事实上，稍有常识的人都应该知道，主张通过谈判、对话等政治和外交手段解决国际及地区冲突是中国一贯的外交主张。不仅在苏丹达尔富尔问题上如此，就是在更加棘手的朝鲜和伊朗核问题上也是如此。因为，历史经验已经一再证明，制裁只会加剧贫困，而贫困则加深矛盾。深受制裁之苦的不是当事国的政权，而是其国内人民。另外，孤立苏丹现政权并无益于问题的解决，反而会造成更严重的对立。又由于达尔富尔问题的根源是贫困和落后，只有通过经济发展和合作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鉴于此，中国主张要立足对话和谈判、发展与合作来解决冲突。

自达尔富尔问题出现以来，中方一直通过元首互访、派遣特使、通电话、互致信函以及在联合国等场合开展协调等各种途径与各方沟通，力争缩小各方立场分歧，推动平等对话。胡锦涛主席在去年11月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和今年2月初访问苏丹期间，均就达尔富尔问题与苏丹总统巴希尔会谈，并提出了中方对解决达尔富尔问题的4项原则主张，即：尊重苏丹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坚持对话和平等协商，以和平方式解决问题；非盟、联合国等应该在达尔富尔维和问题上发挥建设性作用；促进地区局势稳定，改善当地人民生活条件。为缓解达尔富尔地区的人道主义危机，中国政府迄今共向当地提供了8000万元人民币的人道物资援助，并向非盟在该区执行维和任务的特派团捐款180万美元。

为推动达尔富尔问题的政治解决，中方积极推动有关各方进行政治对话以达成各方都能接受的政治解决方案。去年11月，联合国5个常任理事国、非盟以及苏丹和其他一些非洲国家代表在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举行会议，时任联合国秘书长的安南提出了联合国分三阶段向非盟驻达尔富尔部队提供支援的计划，即“安南计划”：第一阶段，联合国向非盟部队提供价值2100万美元的军事装备和物资，并派遣近200名军官、警官和文职官员，在非盟部队中担任参谋和顾问等职务；第二阶段，联合国支援非盟部队的人员和装备将达到一定规模；第三阶段，在达尔富尔完成部署联合国-非盟混合部队，这支部队将由1.7万名军人和3000名警察组成，其指挥权将掌握在联合国手中。中方支持这一方案，认为该方案是现实可行的，满足了各方关切，也最接近苏丹方面的思路。希望苏丹与其他有关各方就细节问题进行平等磋商并尽快达成一致。

为实地了解情况，中国政府已向达尔富尔地区派遣了5个特使团。今年以来，中国外交部部长助理翟隽两次访问苏丹，并在今年4月作为政府特使第二次访问苏丹期间前往达尔富尔地区实地考察当地形势，并提出解决达尔富尔问题应从三方面入手，即：有关各方应推动达尔富尔政治进程，争取早日实现全面和平；向达尔富尔地区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减轻和化解人道主义危机；为该地区发展提供帮助，使达尔富尔地区人民摆脱贫困，消除冲突根源。今年5月10日，中国政府又任命了前驻南非大使、资深外交官刘贵今大使为首任中国政府非洲事务特别代表，其近期工作将重点围绕达尔富尔问题展开。此为中国政府继设立中东问题特使和朝鲜半岛事务特使之后，第三次任命特使.这清晰表明中国政府对非洲事务，特别是近期对达尔富尔问题的高度重视。刘贵今大使上任后，即赴苏丹进行了为期5天的访问。访苏期间，他不仅赴达尔富尔地区进行了实地考察，还分别会见了苏丹副总统塔哈、总统顾问哈里发和外交事务国务部长萨马尼，希望苏方在落实“安南方案”问题上显示更多灵活，加快推动达尔富尔地区政治进程，进一步改善达尔富尔地区人道和安全状况，使该问题早日得到解决。

不久前，苏丹政府宣布全面接受“安南计划”的第二阶段方案，使得政治解决达尔富尔问题又向前迈进了重要的一步。应当说，苏丹政府立场的转变，中国发挥的建设性作用是至关重要和有效的。为切实推动“安南计划”第二阶段方案的实行，中国政府应联合国有关方面的请求，还决定不久将向苏丹达尔富尔地区派遣275人组成的工兵分队。

达尔富尔局势的未来发展

目前，达尔富尔问题的政治解决已取得了实质性进展。随着“安南计划”第二阶段方案的实行，驻扎在达尔富尔地区的非盟以及联合国部队的装备以及规模都将有很大的提升，有助于进一步稳定当地的安全局势和确保人道主义救助的顺利实施。由此可见，只要有关各方协调一致，用真诚和实际步骤消除当事方的疑虑和猜疑，本着解决问题而非扩大问题，缓和矛盾而非激化矛盾的态度，未来“安南计划”第三阶段方案的实行也是可以预期的。当然，由于达尔富尔地区的部族和宗教矛盾由来已久且根深蒂固，为争夺利益而展开的小规模武装冲突很难杜绝，当地矛盾在短期内也难以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作者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非洲室主任、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