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夏勇所具有的开明和勇气与他的深厚学术背景有很大的关系。从政之前，夏勇的身份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所长。早在1995年，夏勇被中国法学会授予首届“中国十大杰出中青年法学家”称号。治学20余年中，夏勇以人权和法治理论研究享誉学界，其成名作《人权概念起源--权利的历史哲学》，曾四次重印。2000年，年仅39岁的夏勇成为中南海（中央政府所在地）法制讲座的主讲人，他的听众是中共中央政治局（中央核心决策层）常委和地方省部级官员。因此，夏勇的从政，一度被舆论视为“法学家从政”的典型代表

与夏勇一样，新上任年轻高官中还有不少是来自经济、法律等领域的专业人才。例如，辽宁省委书记李克强是经济学博士，江苏省委书记李源潮同时拥有经济管理硕士和法学博士两个学位等。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杨凤春告诉记者，政府高官的年轻化和学术化、技术化是一个趋势，而这些来自于不同专业、不同领域的学历较高的官员纷纷上马，显示了中央在培养未来可用人才时的多样性选择。

官员选拔反映时代变化

中央党校教授蔡霞认为，这批新生代年轻高官的涌现是上世纪80年代邓小平提出干部年轻化后几十年培养的结果，“而不是为了某个目的突然提拔”。在教学中，她与这批官员有过一些接触，对他们总体感觉是知识面广，非常敏锐，具有很强的责任感。

蔡霞认为，官员选拔反映的是时代变化。建国初期，中国的党政领导主要是从职业革命家中选拔，1978年改革开放后，革命战争期间成长起来的一批领导人已进入老年。“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强调的现代化主要是技术层面的现代化，在这种背景下上来的干部主要是理工科、尤其工科出身比较多。”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社会结构和利益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对于现代化的理解也变得多元，它不光是技术层面的现代化，还应该包括社会制度层面的现代化。”在这种背景下，蔡霞说中央政府对于人才选拔的标准也开始发生变化，仅仅专业技术型领导已经不能够完全胜任，需要多方面发掘人才。

“当初突出的是生产力快速进步，现在更需要对社会的综合治理。新的社会背景下，不仅需要技术专家型官员，更需要思想家类型的官员。”蔡霞这样说。

中共中央党校政法部刘启云教授也认为，通常情况下，发展中国家更倾向于以工程专家治国，到一定程度后转变为文科出身的社会管理型学者治国。中国正处于这个转型过程中。

“一大批年轻高官走入政界，是时代的进步，对于21世纪中国的发展是非常必要的。” 王伟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