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期给各国带来的感受全然不同，不仅取决于其实力处于上升态势还是下降态势，还有一个关键因素，那就是能否把握住国际关系体系变迁的大趋势。
提出“软实力”概念的约瑟夫·奈认为，美国仍有可能在21世纪保持世界政治中主导大国的地位。但是，美国为此必须做几件事，其中有两件同摆脱“孤立主义”影响相关。
众所周知，孤立主义是美国政治文化与外交传统的一部分，强调集中力量处理国内事务，与国际事务保持一定的距离，避免卷入不必要的纷争。回顾美国两百多年历史，孤立主义盛行往往同艰难的国际处境和尖锐的国内问题相连，心理层面的突出表现则是不自信。且不谈美国的孤立主义倾向已经达到何种程度，不自信的确是够严重的了，这种不自信甚至蔓延到科技领域。
今年3月，美国国会通过一项法案，限制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同中国政府和中国国有企业合作。获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资助的一些科学家因此被迫中断有关合作项目。一些人为了免遭麻烦，甚至不敢聘用中国籍雇员。
前不久，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一度禁止中国科学家参加开普勒太空望远镜项目国际学术会议。虽说参会禁令日前已经解除，但“误读美国国家安全法”的说辞难以让人信服。杯弓蛇影、草木皆兵的背后，依然是极度不自信。
面对“参会风波”，英国牛津大学天文学家克里斯·林陶特感觉“似乎又回到冷战时期”；德国《明镜》周刊网站评论说，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做法破坏了美国的价值体系，是政治把戏；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嘲讽美国“国际空间站”一点儿也不“国际”，担心科研进展将受到影响。耐人寻味的是，这家杂志的相关报道用了“中国人？你不受欢迎”这样一个标题。
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研究员蒂莫西·加顿·阿什在《洛杉矶时报》发表文章说，美国有着定期缩回到固守美洲大陆的冷漠状态的历史，一战后的形势就是如此。不过，这一次不同。尽管当前的逃避态度有其历史渊源，但这个国家在国际舞台上不是急剧崛起，而是相对衰败。20世纪20年代，美国人还不必担心“崛起的中国”会击败他们，现在已经担心了。
一个更加富有、更加有实力的中国，是否意味着一个相对变穷、变弱的美国？这是美国人面对的一个“时代命题”，用英国《金融时报》外交事务首席评论员吉迪恩·拉赫曼的话说，美国甚至因此步入一个“焦虑时代”。巨大的焦虑还未衍生出一个压倒性的结论。时至今日，“欢迎中国作为一个繁荣昌盛的大国登场”仍是美国的官方表态。
不过，这一表态的成色是清楚的。美国去年底发布的一份“全球趋势”报告不无忧虑地指出，到2030年美国将不再有能力“领导世界”，中国有可能成为第一大经济体，亚洲将成为世界的“权力中心”。值得注意的是，报告的编撰者是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
世界各国都处在一个复杂的“转型期”。转型期给各国带来的感受全然不同，不仅取决于其实力处于上升态势还是下降态势，还有一个关键因素，那就是能否把握住国际关系体系变迁的大趋势。
为什么经济总量跃居前列就将成为世界的“权力中心”呢？为什么美国就一定要扮演“领导世界”的角色呢？新的时代正赋予“权力中心”、“领导世界”这些概念全新内涵。思想观念不与时俱进，行为方式就会与时代脱节。先不说这样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是否有助于保住国家实力全球第一的地位，即使一时保住了，恐怕也找不到自信的感觉。
“美国人应以广泛而有远见的方式定义他们的国家利益，将全球利益融入其中。”某种意义上，约瑟夫·奈已经给美国人摆脱焦虑症开出了药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