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历30多年的快速增长后，中国已经到了需要稳步增长的时候。而稳增长的一个关键，其实就是如何提高资本效率。
首先，要将资本效率作为评估国有银行放贷资本配置的关键指标。一直以来，对国有银行而言，资金的使用效率并不是它们的首要评估指标，而能否收回贷款，才是对银行放贷员及其主管的传统关键指标。总体而言，我国国企的信贷信用高，但资金使用效率低，而民营企业是资金使用效率高，但信贷信用尚有欠缺，因而大部分国有银行的资本还是投入到了国有企业。
如果将资本效率作为首要评估指标，各国有金融中介机构就会着力研究如何提高资本的使用效率，以及如何实现资本最佳配置，从而将国有银行的无效与闲置资本，导向民企或中小微企业，从而改变“国企有钱无处花、民企有处无钱花”的不公局面。
其次，为了提高资本效率，要尽快降低利率，不仅是存款利率，还有贷款利率。如果比较一下在全球金融危机期间，世界主要国家的利率走势情况，我们不难发现，中国是极少的保持高位“名义利率”的国家。美国可以说基本从美债危机中解脱出来了，经济的基本面也呈上行之势，不能不说与这几年实行的“量化宽松”政策紧密相关。
在“量化宽松”政策中，一个关键就是实施几乎“零利率”，这或许可以为中国借鉴。中国现在实行的是去年7月6日央行确定的6.55个点，这已是高位。即便如此，能拿到这个利率的人还是少之又少，绝大多数获贷者拿到的是基准利率的1.1至1.3倍，即7.2至8.5个点之间。足见中国资本成本之高。
第三，为提高资本效率，要加快“民间金融”的改革步伐。尽管前段时间进一步加大了利率的浮动范围，但在实际的操作中意义并不显著，因为对放贷用途的诸多严格限制并没有太多松动。与官方资本不同的是，中国民间资本的效率一直很高，但却在很多方面受限。中国在利率方面的改革力度诚然已经不小，但与金额庞大、增长迅猛的“非正式资本”相比，我们不得不说其步伐还是滞后。
最后，“乡镇银行”和“村镇银行”的试点是成功的，但之后真正动手实施的地域太窄。基于我国当前的人口分布状况，我国商业银行的贷款地区更趋于中心城市，更多地集中在大型国企，以及具有足够抵押或质押能力的大型民企。中国已积极开展一系列的改革尝试，尤其是在温州的城市试点中倡导建立“乡镇银行”，而在丽水的农村试点中倡导建立“村镇银行”。这一创举可以说是中国对世界小微金融发展的一大贡献，只是试点基本成功之后，要尽快在全国铺开。
总之，中国已经到了需要考虑资本效率的时候。只有改变资本的低效性，才会避免一方面闹“钱荒”，另一方面巨额资本找不到出口，才会促使民间资本流向投资而非投机市场，同时促进消费。(赵永升 作者是全法中国法律与经济协会副会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