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外界为中国经济未来走势表示担忧的时候，中国再次加快了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5月6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部署2013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确定今年在行政体制、财税、金融、投融资、价格、民生、统筹城乡、农业农村、科技等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等九个方面加大改革力度，其中包括再取消和下放一批行政审批事项，以及稳步推出利率汇率市场化改革措施，提出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的操作方案等为国内外十分关注的经济改革话题。
据新华社的报道，李克强总理在这次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明确提出，当前形势下，努力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迫切需要在深化改革上下功夫，要把已经看准、具备条件、牵一发动全身的改革项目抓紧推出，不断释放改革的制度红利，激发社会活力，增强发展动力。
上一届中央政府曾经对经济体制改革有过系统的规划，有些已经付诸实施，比如调整经济增长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但由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出于复苏经济，稳定经济增长的需求，中国许多经济体制改革措施被迫停滞。
经过几年的努力，中国成为国际金融危机后复苏最快的经济体。但中国经济复苏的基础并不稳固，今年一季度中国经济增速再次出现了小幅回落，从目前情况来看，二季度形势也不乐观，国家统计局网站数据显示，中国4月PMI持续此前的下滑态势，与上月相比下滑了0.3个百分点至50.6，低于市场预期，表明整体经济仍然延续此前的弱势复苏态势。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信息部副部长徐洪才表示，在这种情况下，通过改革激发经济活力，成了中国社会的共识。
存在的问题
虽然中国经济增长快速，在国际金融危机中率先复苏，是国际上最好的经济体之一，但过去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换取经济增长，由此带来的各种问题，却一直没有得到彻底解决。
徐洪才表示，从四个不同角度，可以简略概括当前中国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特征现象：
从国民生产总值的支出法角度分析，近10年来投资、消费、净出口比例严重失衡。2003年至2011年GDP增长中年均约50%来自投资的推动，消费不足特别是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严重偏低，该占比从2000年的46.4%一路下滑，到2010年仅为33.8%。居民消费倾向从2000年的79.6%下降到2011年的69.5%。
从国民生产总值的生产法角度分析，近10年来产业结构发展不协调。随着城镇化、工业化的进展，在第一产业比重稳步下降的情况下，2002年到2008年的7年中，第二产业比重稳步上升，由44.8%上升到47.4%，在上升2.6个百分点的同时，资源节约、耗能少、具有劳动密集型特点的第三产业比重却在下降，由2002年的41.5%下降到2006年的40.9%。2009年后出现了恢复性增长，到达43%左右。
从国民生产总值的收入法角度分析，近10年来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严重失调。居民薪酬收入占GDP的比重在1995年至2007年期间一直呈下降趋势，由52.16%下降到39.74%。这期间，2004年至2007年该比重由46.14%下降到39.74%，年均下降竟高达4个百分点，是快速下降的时期。2008年该比重重新出现了上升，但2009年至2011年又由46.62%下降到44.94%。经过再分配后的居民可支配收入占比，下降速度进一步加剧，由2002年的65%左右下降到2008年的57%左右。企业收入比重大体保持稳定，2008年后出现上升。而政府收入比重却是大幅上升，2008年政府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只有17.52%，但其可支配收入比重却上升到21.28%，两者相差3.75个百分点。
从国际收支法角度看，近10年来出现了中国总储蓄远远大于国内投资的不协调现象。最为突出的2007年至2008年，国内储蓄率达到异常的高度，平均为GDP的53%，经常账户盈余占GDP的比例两年平均高达9.6%，创历史记录。
徐洪才说，中国利率、汇率、资源等要素价格机制尽管在改革，但由于改革不到位，扭曲的市场信号对经济结构的扭曲，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传导与推动作用。要纠正扭曲的结构，仅靠经济体自身的运行是解决不了的，必须要纠正政府在市场运行中的过度干预，要重新讨论政府在市场运行中的合理边界问题。
改革机遇期
经济改革需要时机，过去几年中国经济面临的通胀问题，是经济改革的主要绊脚石，使得经济改革裹足不前。徐洪才认为，今年通胀压力减弱，为经济改革迎来了时机。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中国的CPI数据一直远低于政府年初确定的4%的目标（5月9日发布的数据显示4月CPI同比上涨2.4%）。社科院经济蓝皮书此前预计2013年全年CPI上涨将不超过3.5%。这为经济改革，特别是涉及民生的价格形成机制改革提供了良好的环境。
徐洪才说，今年的通胀尚不足为虑，所以未来货币政策似乎还没有收紧的必要。短期看，考虑到资本流入的影响，货币供应量仍将高于政策目标。为了应对经济下滑的局面，采取减税、加大基础设施预算等政策措施，在目前就显得更为紧迫了。从长期来看，要使中国经济重新恢复活力，唯有继续推动深层次的制度改革。如加速财政体制改革、户籍制度改革以及农村土地改革，以及加速城镇化战略释放内需等等。
“经济增速加速下滑，恰是在考验我们的改革决心，如能借此机会化挑战为机遇，坚韧不拔持续推进改革，则中国经济的全方位复苏可期。”徐说。
改革重点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李伟认为，现阶段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而处理好二者之间关系的重点是强化市场在配置社会资源方面的基础性作用。
“必须加快转变政府职能，优化机构设置，提高行政效能，减少政府对市场、微观经济活动的干预。真正把市场能做的事还给市场，把社会能办好的事交给社会，把政府应管的事情切实管好。”李伟说。这次国务院常务会议就2013年经济体制改革，提出再取消和下放一批行政审批事项，李伟认为，这是正确的抉择。
李伟认为，中国经济改革的当务之急是加快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和美丽中国建设步伐，加快土地、水、电、油、气等资源性产品价格形成机制改革，使其能够真实反映市场供求关系、稀缺程度和开发利用过程中的环境损害成本。
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原国家体改委副主任王东进表示，能否认识和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这个核心问题，是决定新一轮经济体制改革能否取得成功的关键前提。
王东进说，由政府审批的项目虽然在减少但仍然众多，政府直接参与微观经济活动的现象频发。这种亟待改革的体制格局，不仅导致行政权力未能有效约束、致使资源浪费、环境污染、低水平重复建设、产能过剩，也滋生了权力寻租和腐败等丑恶现象。这些经济社会问题得不到有效遏制与化解的根源就在于政府对经济的行政干预和对资源的分配权力没有形成有效的约束机制。
王东进表示，当前经济体制改革应主要体现在是“改”政府上：把过去计划经济下政府包揽的权力，该归还市场的归还市场，该归还企业的归还企业，该归还社会的归还社会。改革的切入点应以“一减一加”为主。所谓“一减”，就是减少行政审批权，特别是微观经济活动的审批权，切实减少政府对市场、对企业、对微观经济活动的直接干预。所谓“一加”，就是进一步加强教育、卫生、就业、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事业方面的工作，逐步把各级政府建设成服务型政府，为经济的平稳健康发展和社会的公正和谐提供良好的法制环境、体制环境、政策环境和舆论环境。
王东进同时强调，经济体制改革不能操之过急，以免效果打折。“政府本身的改革也是一个长期的任务，不可能一步到位。”王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