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进民退”是一个伪命题
所谓“伪命题”是指不真实的命题。所谓不真实，有两种情况：其一是不符合客观事实；其二是不符合一般事理逻辑和科学道理。“国进民退”就是一个典型的伪命题，它的不真实性源自不符合客观事实，并不能代表中国经济改革的基本趋势和基本事实。
“国进民退”的隐含前提是零和博弈，在这样的思维范式下，将国有经济和非由国有经济（或称民营经济）简单地定位为完全竞争市场条件下的对手，并假定资源总量或利润总量是一定的，一方受益便意味着另一方的损失，两者之间只有竞争，完全没有合作。但事实上，国有经济与非国有经济都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两者的关系并非是相互对立、此消彼长，而是相互促进、协同发展。
中国巨大的经济总量和市场规模为国有经济和非国有经济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和合作领域，只要抓住机遇，大胆创新，就会取得企业经营的成功。从中国经济的发展实绩上看，“国进民退”的描述不仅不准确，而且逻辑命题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国有经济和非国有经济共同发展、共同繁荣才是中国经济的基本特征，正是国有经济和非国有经济“两条腿”齐步并进才保证了中国经济的高速、稳定、健康增长，取得了比单纯依赖国有企业或非国有企业“一条腿”模式的经济体更好的发展绩效，特别是在近期的国际金融危机中，私营企业和国有企业的快速调整，带动中国率先走出经济危机的阴影。
二、“国进民退”的证伪
“国进民退”在近年来成为描述中国宏观经济特征的一个流行语，但是否真的存在“国进民退”，如何界定“国进民退”，在理论界并没有明确的定义和普遍的共识，很多论断仅仅来自于感觉和传说，缺乏客观统计数据的支撑，也缺乏专业化的科学分析，我们不能把非专业的传说当作中国经济改革的“伤疤”，进而“以讹传讹”。通过验证几个简单的统计数据就可以说明“国进民退”是否成立，对这一概念证实或证伪。
从企业数量上看，不存在所谓的“国进民退”。规模以上国有工业单位在全部工业单位中的比重，从1978年的1/4（为24.0%）下降至1997年的1/5(18.7%)。从1998年以后按新口径计算，在1998-2010年间，全国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户数从6.47万家减少至2.03万家，只相当于1957年（4.96万家）的40%左右，占全国工业企业数的比重从39.22%下降到4.47%（见图1）。与此同时，规模以上私营工业企业户数从1998年的1.07万家增加到2010年的27.23万家，占全国工业企业数的比重从6.46%上升到60.34%，私营企业的扩张速度十分惊人。从企业数量上看，不仅不是“国（上）升民（下）降”，反而是“国（下）降民（上）升”。
从就业人数上看，不存在所谓的“国进民退”。规模以上国有工业企业职工数占工业就业人数比重在1978年为76.2%，而后绝对数上升，由3319万人上升至1991年的最高峰4472万人，而后开始下降到1997年为4040万人，但占工业企业就业人数比重开始下降，到1997年时已下降至65.0%。按新口径计算，1998年以后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从业人员从3748万人下降到2010年的1886万人，总量减少了一半，其占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从业人员比重也从57.2%下降到2010年的19.2%。与此同时，私营企业就业人数从1998年的161万人增加到2010年的3312万人，扩大了20倍，其占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从业人员比重也从2.5%增长到2010年的34.7%，展现了私营企业极强的就业创造能力，其就业创造增长率显著高于其产值增长率和利润增长率。从就业规模上看，不仅不是“国增（加）民减（少）”，反而是“国减（少）民增（加）”。
从企业产值上看，不存在所谓的“国进民退”。规模以上国有工业企业的总产值占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总产值的比重从1978年的77.63%下降到1997年的31.62%；按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占大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总产值比重口径计算，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总产值占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总产值的比重从1998年的49.6%下降到2010年的26.6%；而同期的私营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总产值占比从1998年的3.1%上升到2010年的30.5%，占比扩大了10倍。自2009年起，私营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产值总额已经超过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从企业产值比重看，不仅不是“国进民退”，反而是“国退民进”。
从企业利润上看，不存在所谓的“国进民退”。与企业产值的趋势类似，国有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利润总额占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的比例在1978年后呈显著下降趋势，从1978年的85.0%，下降到1997年的26.0%，利用1998年后使用的新统计口径计算，除在1998-2000年间由小幅上升外，在2010年已下降到27.8%。但与此同时，私营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利润总额占比则从1998年的4.6%上升2010年的28.5%。从企业利润占比和产值占比的比较看，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与私营企业的效益水平大体相当，没有明显差别。其中2010年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平均利润率与私营企业之比为1 ∶0.89。从利润水平上看，“国进民退”的命题仍然不能成立。
从税收及公共财政资源的贡献上看，不存在所谓的“国进民退”（或称“国降民升”或“国少民多”）。按照“国进民退”的逻辑，国有企业享受了优惠待遇，而民营企业则面临相对苛刻的政策环境，表现在税收上，则是国有企业的低税负和民营企业的高税负。但从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税收贡献水平上看，这样的判断并不能成立。尽管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无论是在工业总产值，还是在利润总额上在近年都不及私营企业，但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占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主营业务税收总额和应交增值税要明显高于私营企业。在2010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总额中有71.7%由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贡献，私营企业的贡献仅为14.6%；全部应交增值税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的贡献为37.2%，私营企业的贡献为27.0%。2007年出台的新企业所得税制度和增值税改革试点，已大幅降低了私营企业的总体税负，可以看到，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贡献率由2007年的61.8%上升到2008年的68.9%，并进一步上升，而私营企业则从2007年的17.9%下降到2008年的14.6%。从2012年1月开始实行的增值税扩围试点也将更加有利于改善私营企业的经营环境，进一步降低税收负担，提高综合利润水平。
此外，中央财政从2007年开始编制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对国有企业的经营收益进行再分配，充分体现了国有资本由全体国民所有，国有资本经营收益全民受益的原则。2011年，中央国有资本经营收入预算数达到844.39亿元，由中央财政统筹使用，其中调出资金40亿元，纳入公共财政预算，用于支持社保等民生事业发展。地方政府也仿照中央模式，编制本地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越来越多的国有企业经营收益被纳入到地方公共财政资源中，由地方财政通盘统筹、综合使用。国有企业对公共财政的贡献水平越来越高，充分体现了国有经济全民所有、全民所用的基本特征。从对公共财政的贡献上看，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仍是公共财政资源的贡献主体，与国有和非国有企业占产值或利润的比例相比，没有出现所谓的“国降民升”或“国少民多”的现象。
从国民经济角度看，农业主要是以农民个体和私人为主，服务业缺少详细分析的分类数据，只有在工业领域有相关的数据。为此，我们只能分析工业领域，即使如此也缺少规模以下企业的详细数据，这些企业基本上是私人企业或个体工商户。换言之，当考虑到这部分企业的话，国有工业企业的比重还会更低。
上述计算数据都是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的公开数据。作为中国经济学家应当充分利用这些数据进行计算和分析，告知社会公众，澄清事实真相，说明基本趋势。在这方面美国皮特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拉迪已经做了专门的研究，与作者的结果和结论是一致的。我本人也与拉迪当面交流过看法，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国进民退论”者太不专业。因此“国进民退论”的发明者和宣扬者会让世界的同行笑话。因为不仅“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而且“事实也是检验真伪命题的标准”。
需要说明的是，这些研究是“森林式”的方法，得出的是总的评价，在某些产业或某些行业或某些年份可能有其他的结论，但只是代表某些“树木”，尽管它是事实，却是局部的事实，更不能以此来推论或代表整个“森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