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8日，北京虎坊桥人才市场，每周六的人才招聘会如期举行。来自河北农村的李高平又一次来到了会场，这是他自2月7日返回北京后第二次来这里找工作了。
李高平在北京原本有一份广告业务员的工作，已经干了两年，每个月有3000多块钱的收入。去年10月因家里变故，他只好辞了工作回家处理事情。他说，这次回北京希望能够找到一个合适的工作，待遇至少要比上次的好点。
虎坊桥人才市场是北京市低端人才市场，像这样的人才市场北京每个区都有一个，一般面向的是对学历要求不高的用工单位，来这儿在找工作的也多是像李高平这样没有大学学历的求职者。
这次在虎坊桥人才市场招聘的有一百多家用工单位，招聘岗位近千，求职者也并不多，只有二三百人。李高平仔细看着每家用工单位的招聘简章，寻找着适合自己的信息，但最后李高平还是失望了。
事实上中国并不缺少工作岗位，也不缺少劳动者。目前中国的就业市场，存在着这样一对矛盾：许多企业招不够所需的用工数量，而许多求职者又找不到工作。“用工荒”和“就业难”在中国并存。
李高平说，他之所以到现在还没有找到工作，是因为招聘企业给出的待遇太低了，企业给出的工资大多在1000元到2500元之间，这与他的期望相差太大了。“在北京2500元月薪根本不够养活自己。”李高平说。
2月7日，中国政府发布的《促进就业规划(2011-2015年)》考虑到了这一矛盾，提出了工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并给出了一系列具体目标，包括：“十二五”期间，中国最低工资标准年均增长13%以上，绝大多数地区最低工资标准达到当地城镇从业人员平均工资的40%以上等。
《规划》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家发改委等制定，是我国首部促进就业国家级专项规划，足见中国政府对就业问题的重视。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司长于法鸣表示，今后就业将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优先目标。
于法鸣说，中国作为世界上拥有最多人口和最庞大劳动力队伍的发展中国家，在国内外经济形势日益复杂的情况下，将解决就业问题放到宏观政策制定和执行的优先位置，符合中国的实际国情。
于法鸣说，城镇新增就业、城镇登记失业率等重点指标完成情况都将纳入政府综合考核体系，规划要求的“就业优先”对各地政府而言是个硬约束。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已经下发文件，要求各级政府在制订国民经济计划、对产业结构和产业布局进行重大调整时，把就业作为社会经济发展的优先目标予以考虑，建立健全经济发展、产业结构调整与扩大就业良性互动的长效机制，并结合本地实际研究制定《促进就业规划》的具体实施方案。
现实矛盾
对于《规划》中提到的“十二五”期间最低工资标准年均增长13%以上等目标，李高平认为这可能只是个镜中花。劳动者收入最终是由企业决定的，这得看企业的经营状况。
而企业的效益又会受很多因素影响，尤其是近年来，原材料上涨、国际市场萎靡、人民币升值，很多企业利润遭受挤压，生存困难。这种情况下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企业肯定反对，因为人工成本的增加会使企业经营更加困难。
这可能也是招聘企业无法给出更多待遇的原因。事实上过去两年中国最低工资标准提高很快，尤其像东部沿海一些城市，一般的企业工人年收入增长了10%到15%，但鉴于原来的基数过低，以及物价上涨过快等因素，与相同发展水平的国家和地区相比，中国的最低工资标准依然偏低。
中国就业市场存在的更大的矛盾来自农民工与城市的融合上。中国劳动力市场，外来农民工占据的就业需求最大，但农民工在工作所在城市的社会保障受到“户籍排斥”和“制度排斥”。
对此，《促进就业规划》表示，将“加快建设小城镇，发展县域经济，发展乡镇企业和非农产业，为农业富余劳动力开辟更多的生产和就业门路，实现就地就近就业。”
这或许会起到一定作用。但推进农业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关键在于实现城乡统筹就业与平等就业，完善农民工就业机制。中国劳动力市场在今后很长一段时期都将为解决这一矛盾而努力。
就业形势
中国像李高平这样的求职者很多，不能及时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于是一些媒体报道就认为，中国出现了就业难的问题。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李长安说，中国的就业形势并不如想象的那么严重，长期以来中国的城镇登记失业率基本上都保持在5%以下，登记失业人数在1000万左右徘徊。如果按照国际通行的调查失业率指标测算，那么中国的失业率可能在7%至8%左右，与当前美国的失业情况差不多。
李长安说，中国的失业问题有几个鲜明的特点，最突出的是结构性失业问题严重。由于户籍制度的关系，中国城乡失业呈现出明显的不同。在城镇，由于社会保障体系较为完善，而且大多数城镇实行偏向本地城镇人口的就业政策，结果使得大量的农村流动人口并未被纳入登记调查范围之内，使得流动人口的隐蔽性失业问题一直未能得到真正的重视。
其次青年人失业现象突出。大学生就业难是中国当前劳动力市场最突出的特点之一，目前大学生的初次就业率只有70%左右，也即30%近200万的大学生一毕业就面临着失业。
此外，中国就业质量低下，岗位不稳定、跳槽频繁、工资低、工作环境差，这些因素使得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始终处在一种脆弱的状态。
李长安说，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存在的这些特点正是中国解决就业问题中的难点。
第三产业是公认的吸纳就业能力最强的产业，但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的30多年里，第三产业的发展速度在大多数的年份里都要比第二产业慢，特别是2008年年底开始实行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以来，第二产业的增速就一直快于第三产业的增速。第三产业的相对滞后成为影响扩大就业的主要因素。
更重要的是，在中国，以民营经济为主体的中小企业解决了全国75%以上的就业率，但是民营经济目前的发展困境已经成了其继续扩大就业的掣肘，而且民营企业的经营不善和突然倒闭甚至成了引发集体性失业和群体性劳资冲突的主要根源。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相关资料显示，未来五年中国就业形将更加复杂，就业总量压力将继续加大，城镇需就业的劳动力年均2500万人，还有相当数量的农业富余劳动力需要转移就业。“随着企业技术进步加快和产业优化升级，技能人才短缺问题将更加凸显，部分地区、企业用工需求与劳动力供给存在失衡将成为就业新难题。”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资料说。
建议
中国是个劳动力过剩的国家，因此促进就业，是中国政府的一项主要任务。李长安说，今后中国在经济发展中必须充分考虑到各项经济政策之间的相互协调和配合，以促进就业为衡量政策效果的主要评价指标，特别是在宏观经济政策上，要选择有利于扩大就业的经济发展方式和产业格局，形成经济发展、产业结构调整与扩大就业良性互动的长效机制。
中国正在进行以提升技术为主的产业结构调整，但中国有相当数量的求职者是从农业领域分流出来的人员，能力有限，企业技术的升级将导致这部分人更难找到工作。
对此李长安呼吁政府保持对劳动密集型企业的重视，“在当前阶段，劳动密集型产业对促进就业仍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李长安说。
李长安建议政府加大对第三产业的扶持，以实现更大就就业需求。特别是在产业政策上要避免重化工业过度发展倾向。
李长安说，重化工业固然是工业化和现代化过程中必不可少的环节，但过度发展重化工业不利于就业的进一步扩大。目前在中国，重化工业投资占到了总投资的80%以上，但重化工就业人员却只占就业人数的25%。
李长安认为，加大对第三产业的投资力度，扭转第三产业投资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占比逐年下降的趋势，可以起到增加就业数量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