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周报》:您如何评价当前的国际经济形势以及亚洲经济形势?亚洲经济发展形势在全球范围内处于一种什么样的态势?
张燕生:当前国际经济形势面临的问题可以总结为 “三缺”,即缺需求、缺信心、缺办法。首先,国际金融危机到现在已经有四年时间,西方主要经济体复苏的迹象仍不明显,经济发展举步维艰。美、日、欧等国所采取的促进经济发展的策略也令人担心,它们普遍采用了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印发钞票,这样不仅刺激了国内通胀,催生了资产泡沫,同时这一政策还以邻为壑,对外具有负面性,容易造成大量热钱蜂拥进入新兴市场国家,推升这些国家的国内通胀,从而使全球经济面临更为严峻的通胀和泡沫风险。第二,西方国家主要依赖外需来刺激国内经济,容易和其它国家之间产生更多的贸易争端。第三,新兴经济体发展也面临诸多问题和以及不确定性。一些新兴经济体国家内部存在诸如经济结构不合理、政治腐败等问题。许多新兴经济体依旧面临减贫和提高民众生活水平的艰巨任务,也需要通过促进国内消费和投资来提振内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此外,发达国家持续的经济低迷导致全球总需求下降,也会影响到新兴经济体的稳定增长。
亚洲地区目前正处于一个经济整合期。一些亚洲国家比如中国原先是从日韩进口零部件,组装加工后再出口到美欧,基于国际整体发展形势,这一状况需要进行大的调整。第一,要扩大亚洲内部需求,依靠内部市场需求来保持增长,包括亚洲国家之间的相互投资、相互贸易、相互在扩大内需稳定外需方面政策的协调。第二,促进亚洲整合,扩大亚洲内部合作,促进亚洲经济一体化进程。这就主要依靠区域内大国来负起责任,增加互信,对于历史问题以及双边争端等采取求同存异的策略原则,谋求共同发展。第三,促进区域内部的经济技术合作,以实现经济发展的绿色转型、低碳发展。
《北京周报》:自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全球经济发展进入减速期,您认为这轮全球经济减速会持续多久?中国今年也调低了经济增速目标,这对全球经济发展有什么影响?
张燕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报告显示1980年到1991年全球增长率3.3%,1992年到2001年全球增长率3.5%,2003到2007年全球增长率是4.5%。我们发现,自1990年以来的全球失衡有两个阶段性的特征,一个是20世纪90年代的IT产业革命和IT泡沫,和2003年到2007年的虚拟经济的泡沫。未来十年,我们都看不到会出现像IT科技革命那样的全球性的重大科技突破,我们也期待不会出现像2003年出现的全球性金融泡沫所导致的全球非理性繁荣。
温总理在今年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提出调低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我认为中国的减速是下一步的必然趋势。这是因为,第一,中国低成本的优势将结束;第二,非理性繁荣的时期已经结束;第三是WTO的效应已经结束。但是说到中国调低经济发展速度对全球经济发展的影响,我认为,只要是中国保持稳定的可持续发展,就是对全球经济的重大贡献。
《北京周报》:在中国对外贸易中,中国常被欧美国家指责违反贸易规则,这与美国重塑全球的贸易规则有没有关联?中国应该如何应对?
张燕生:美国推动全球化和市场化的主要目的是享受全球化发展带来的红利。但是美国认为目前的全球化失控,美国并没有得到它希望得到的红利,反而认为中国搭了便车,成为全球化红利的受益者。
2008年经济危机以后,美国的战略、政策发生很大的变化,重心从打开他国市场逐渐转移到贸易伙伴国国内政策上,看其政策合不合国际贸易规则。如国内劳工标准是否按国际通行规范走,是否存在血汗工厂;是否存在环境标准低,没有为破坏环境付费;是否有完善的产权保护等;美国是在按自己的规则重塑全球的贸易规则。借此,从而达到美国海外投资的55%的利润会回流美国。
中国应该继续坚持全球化以及开放的多边主义,反对各种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采取有理、有利、有节的态度化解贸易保护主义对中国的影响。同时转变发展模式,调整出口导向型模式。加强人才国际化、资本国际化、市场国际化和产业国际化的趋势,提升整体竞争力。
《北京周报》:如何发挥中国巨额外储在对外开放中的作用?
张燕生:中国对外金融资产超过4万亿美元,拥有3.2万亿美元的庞大外汇储备,对外直接投资的比重只有7.5%,而外汇储备的比重高达70%。因此需要一步步调整对外金融资产的结构。
由于这些外储资产只可以用于对外贸易或投资,这些资产可以被用于推动中国企业走出去,在全球范围内全球投资、生产、销售以及服务等,扩大新兴市场。反过来,也可以推动国内产业结构的调整,促进产业升级。此外,还可以极探索利用外储支持国内经济发展的方式,比如进口国内紧缺的能源、资源,形成能源、资源储备,同时这些外汇资产也可以用于帮助中国改善外部环境和提升中国软实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