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行政审批效率和速度
浙江省杭州市市长张鸿铭认为，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既要完善顶层设计，不断取消或下放行政审批事项，又要鼓励基层创新，进一步抓好简政放权，提高行政审批效率。
对此，宗庆后代表对去年当地政府简政放权，实施行政审批改革后的变化深有体会，“这次注册一个公司一小时就办下来了。以前，先需要对公司名称进行预审批，一道道办下来大概需要好几个月。”
海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林回福也认为，除了需要进行论证调研的项目，要尽量缩短项目审批周期，对涉及到多个部门的改革，各部门间要相互协调，共同推进。
提高行政审批效率也成为来自山东的地方主政者们极其重视和关注的议题。山东聊城市委书记林峰海说，要把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作为突破口，建立数量少、速度快的行政审批制度，要充分依靠广大企业家，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作用推动改革创新。
青岛市市长张新起则提议减少行政审批项目，实现工商登记便利化，实行先照后证，减少行政事业性收费，“同时，要让行政执法权下沉，相对集中执法权，切实推动政府转变职能。”
山东省滨州市委书记张光峰强调，要一手抓发展，一手抓营商环境，打造行政审批事项少、时间短、收费低、评审评估快、服务好的营商环境。
突出法治原则
审批制度改革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宗庆后说，有些审批权是法律法规规定的，如果这些不适应当前经济需要的法律法规还没有修改的话，审批制度改革的问题就没法解决。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万鄂湘在审议《政府工作报告》时指出，当前的行政体制改革要突出法治原则。去年，国务院分批取消和下放了416项行政审批等事项，但万鄂湘却觉得，“下放得多，取消得少”。有的权力下放了，人未下放，下一级管理缺乏专业力量，反而会增加企业成本；没有专业的监管力量，也会造成推卸责任；有些事项不仅不能下放，还要上收，特别是环境保护、安全生产、食品药品安全这三项。
四川省省长魏宏同样认为，应更多取消而不是下放行政审批权，减少不同层级政府间行政权力的转移。
“取消、下放行政审批事项的质量有待提高”，湖南省郴州市市长瞿海说道，目前。保留的一些行政审批事项也设置了繁杂的前置条件，这些都直接削弱了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功效。他建议说，国家应更加重视顶层设计，对部门色彩浓厚的法律法规进行修改；在取消、下放审批事项上力度更大些、步子更快些，尽快实施行政审批“负面清单”制度，并赋予地方政府一定的行政审批事项取消权。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民法室主任孙宪忠在人大新闻发布会上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七大项六十条改革任务，差不多所有的项目都涉及到法制上的问题。“法律要及时做出反应，适应的就保持，不适应的就修改，现在看来修改的任务很重”，孙宪忠说。据介绍，和现实差别最大的法律是基础性的法律，也是改革开放初期制定的法律，其中《民法通则》是一个最显著的例子。《民法通则》制定于1986年，当初中国还是计划经济体制，现在，中国已经是市场经济体制了，基本思想都已经发生重大改变了。
孙宪忠代表还说，中国有些法律是改革开放初期制定的，有些是后期制定的，由于人们对一些问题认识得不一样，制度差别很大。还存在不少法律相互矛盾、相互打架的情况，这些都需要进行整合。
除了要及时清理妨碍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旧法规、旧政策和旧制度，陕西省省长娄勤俭还提出了更深层次的建议，“在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和简政放权的同时，应建立适应审批减少、下放后的新的管理运行方式，从而推进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对此，上海市经济信息化委副主任邵志清说，转变政府职能的关键是简政放权，将工作重心从一线转到二线，从市里转到基层，从事前审批向事中、事后监管转变。同时，善于利用互联网技术提高公共服务水平。正如黑龙江省省长陆昊在采访中提到，审批不光要减，还要设计好流程，让投资者一看就能明白，知道怎么去做。“审批权减掉之后，流程图变短了，再规范化之后，审批就可以在网上进行了”，陆昊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