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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狐财经：11月即将召开的三中全会引人注目，那么，本届三中全会的重要性在哪？有什么值得关注的重点？
刘胜军：我的新书《下一个十年》的主旨和即将到来的三中全会是高度相关的。三中全会为什么重要，可以从几个角度理解。
第一个角度理解，三中全会其实将决定我们下一个十年的国运，不仅仅是我们的经济，还有我们的国运。
三中全会的重要性，第一个是可能会决定我们未来十年的国运。第二个，一些学者像张维迎、吴敬琏说过“过去十年是改革失去的十年”，虽然我们经济增长速度很快，但是改革确实出现了停顿，甚至在一些领域出现的倒退。改革始终是中国社会一个最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不了，我们社会矛盾就会积累。接下来我们能不能重新改革，我想三中全会的方案是一个必要条件，如果三中全会方案不能提出实质性的改革，我们未来改革可能会比较悬。我们认识到了这一点，所以我们对三中全会应该给予高度关注，并且能够通过各种社会力量推动，促使三中全会有一个比较好的发展、结果，这可能是我们当前关注的焦点，而且时间也不多了，我估计现在一些方案已经有初稿了，但是我们对未来的方案本身并不是很乐观。
三中全会另外一个重要性就在于，如果放长角度来看，中国经济和社会其实到了一个关键的转折点。从经济来看，过去十年中国经济增长动力和未来经济增长动力会有一个切换。过去十年推动中国发展最主要的动力是出口、中国房地产市场的繁荣，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政府主导的投资，现在看这几个动力都是不可持续的，比如出口，欧美的去杠杆化会持续很久，政府投资现在不要说继续，地方政府债务这个摊子能否收拾好就已经是足够大的挑战。在这种背景下，李克强清醒地指出，再搞刺激可能空间不大了。至于房地产，房地产对经济的贡献切实比较大，但是中国房地产本身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房地产问题，也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而是变成一个社会和政治问题，所以对房地产市场，打压下去是不大可能的，但是也不可能长期依赖房地产的繁荣成为经济发展的支柱。从这个角度来讲，经济增长的动力消退是我们面临非常大的挑战。我国经济在2001年下半年以来增速一直在下滑，这种情况对我们提出一个非常现实迫切的问题。
我们经济增长能不能切换到新的动力，如果切换不到新的动力就回到原来老的模式，但是老的模式已经被证明是走不通的。
搜狐财经：您认为新的经济增长动力在哪？
刘胜军：我想主要是三个新的增长动力：
第一个，消费，中国过去十年出口主要是满足欧美国家的消费，现在欧美国家消费不了，那么就需要中国的消费。消费能不能实现，核心在于收入分配体制改革，老百姓没有钱是不可能消费，消费不是刺激出来，是要有能力才能消费。
第二个，城镇化。一开始经济学界批评声音是主流的，因为大家意识到在我们中国这种体制下，政府推动城镇化，最终很有可能变成“造城运动”，过去发生的事情很多，而且我们地方政府本身不是一个有限责任的主体，它是无限责任的，是没有清晰的边界，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很可能像4万亿一样不负责任的扩张，这对我们经济会带来更大的伤害，在这种背景下大家对城镇化怎么推动，关心是以为什么为中心的城镇化，以人为中心的城镇化意味着要改革，比如户籍制度、社会保障等等。
第三个，民企，要靠民营企业。我个人并不认为中国经济并不是没有地方投资，而是说有很多投资的机遇被垄断限制住了。如果我们看一下现在央企所控制核心的领域，无论电信、石油、金融，所有领域是民营企业比较急迫想进来的领域，如果我们哪一天放开银行，一夜之间会出现很多民营银行，大家非常愿意来投资，因为这个领域竞争是不充分的，着有超额利润率。如果我们真的能实现公平竞争，对内开放充分，对民营企业会迎来新一轮增长空间，这也是我们经济增长一个重要的看点。无论是消费、城镇化还是将来的民营企业创新，都是要依赖我们三中全会的改革方案，如果改革方案实现不了，这些动力可能是空的。
第三个，社会矛盾，我们社会矛盾到了临界点，主要因为过去旧的增长模式带来的问题太多。比如收入分配问题、两极分化问题、腐败问题、环境污染问题，甚至食品安全问题都是和我们经济增长的模式相关的。林毅夫在文章里提到一个观点，有人把中国环境污染、腐败等等所有问题都归结为投资，他认为这个观点是很荒唐的，在我看来一点不荒唐，因为中国现在几乎所有的问题都跟我们增长模式和高度相关。举一个例子，比如两极分化，两极分化为什么和我们投资驱动模式相关？我们知道一个社会收入分配结构是取决于生产方式，我们这种方式就是叫资本密集型生产方式，像资本主义原始积累一样。资本密集型方式中，劳动不重要，技术进步不重要，重要的是资本。在这样的生产方式的支配下，国民收入分配必然朝着有利于资本的方向移动。我们看到过去十几年中国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几乎是每年下降一个百分点，投资的模式确实带来很多的问题，包括环境污染的问题。
搜狐财经：为什么说社会矛盾到了一个临界点？
刘胜军：社会矛盾到了一个临界点，我想这个大家都能感受到。中国的反市场的土壤还是非常强大，没有被消除掉。现在如果哪个官员对付民营企业家和富豪，很多社会底层老百姓是支持的，不管是因为觉悟原因还是什么原因，这就是我们社会面临的现状。
在这种节点下，中国社会局面很容易被一些人利用。邓小平说我们“要防止右，但主要是反对左”，我觉得这个观点永远对中国政治体制下是非常也针对性的。社会矛盾的临界点也体现在我们社会信任的瓦解，我们社会信任体系基本上现在建立在国家机器之上。民众对司法体系、对政府公权力的信任都已经降到了一个冰点。降到冰点之后会发生什么，会出现“黑天鹅”事件导致体系突然的瓦解，很多国家的经历已经证明了这种可能性，虽然出现“黑天鹅事件”之后怎么演变，有不确定性，但是无论怎么样，出现那样的局面对这个社会都是很大的伤害。
为什么改革叫刻不容缓不能拖延，或者有人说这一次改革是我们最后的一次改革窗口，主要的是因为大家对这个社会局面的担忧，如果我们再浪费一次机会，击鼓传花可能玩儿不下去了，因为没有下一次鼓声了。
大家对三中全会的重要性一定要有充分的社会认知，现在很多老百姓可能还没有认识到这一点。现在大家看起来好像是静悄悄的，但是各种力量，特别是官僚体系的力量目前已经在为三中全会方案进行很多的博弈，而且这是一个不公平的博弈，因为不透明。比如金融改革到底怎么改？他也不征求我们的意见，也不征求民众的意见，可能是一行三会的人在那里改。所以这是非常大的挑战。
搜狐财经：在您看来，三中全会的核心动向将是什么？
刘胜军：三中全会关键是要围绕一个中心，中心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中国现在任何一个方面的改革，核心的问题都是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无论是讲金融还是财政的，还是讲土地、房地产的，问题和这个是高度相关的。对这个问题，其实李克强一上任就提的非常明确，李克强在还没有出任总理的时候，有一次在国务院综合配套改革会议上，李克强用了这么一句话说，“现在中国面临的社会问题是千条万绪，你如果胡子眉毛一把抓就事半功倍，要有一个突破口，突破口就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这个话讲的非常到位。
在理想的市场经济，或者比较健康的市场经济中，政府的定位是“守夜人”，最重要的作为是保证公平游戏的规则，一个社会只有游戏规则公平，这个市场才有健康的竞争。公平游戏的规则又从哪儿来？我想来自于非常重要的两个领域，一个领域是反垄断，我们知道垄断是市场经济的天敌，反垄断对市场经济是非常重要的，也是我们现在中国面临的核心挑战之一。第二个是法治，如果没有法治，公平竞争无从谈起，企业家精神也没有一个依托。
现在大家谈论比较多是中国企业家移民，移民本质上就是一个“弃船效应”，大家知道这个船要沉了，大家都逃跑了。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局面，我想跟我们政府权力太大相关。政府权力太大，企业家一方面和政府结盟会有非常大的短期好处。另一方面，如果不讨好权力，有可能就会比较玩完，在权力面前，企业家不要说财产，有时候生命都是比较脆弱的，一些政府官员很容易把企业家弄死，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如果企业家没有安全感，就没有企业家精神，没有企业家精神，中国经济社会进步和转型都是没有依托，因为这个社会进步关键是靠企业家精神，市场经济最主要就是企业家精神。我想这对我们社会来说确实是非常重要的，政府要扮演一个“守夜人”，一个游戏规则的维护者。
今天中国的现状是，政府不仅没有扮演好这样一个角色，反而该管的没管，不该管的管了很多，也就是说出现了越位和缺位现象并存。比如我们政府还控制着大量的审批权，还控制了大量国有企业，控制了大量的土地，地方政府甚至出现了公司化。我也认识很多城市的领导，跟他们聊天，书记就像董事长，市长就像总裁，他们每天考虑的问题就是大项目、大工程，怎么赚钱，这样的政府定位是严重错位的。其实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中央已经非常明确提出来，我们政府要从经济建设职能转向公共服务职能，换句话说政府要有一个比较好的定位。但是过去十年我们不仅没有实现这个转变，政府反倒在经济建设职能中越陷越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