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移斗转，往事如烟。人生是短暂的，革命事业是长久的。个人的作用是渺小的，集体奋斗的力量是伟大的。作为周报以往这段历史的过来人，我们毕竟经历了一些难忘的事情，也曾有过一些片断的想法。
1963年办刊方针
1963年对于创办了五年的《北京周报》，是不寻常的一年：周恩来总理来到周报社同我们一起共庆创刊5周年纪念。其次是《北京周报》的任务和情况有变，名称依旧，编辑方针大改（原方针是向研究中国的外国人介绍中国），成了另外一个杂志。可以想见，总理之来临，不仅表现了他一贯深入群众的领导风格，也因为他始终关怀周报，促其问世，盼其成长，还含有动员我们按新的方针办刊物的心意。
3月4日，是《北京周报》英文版创刊五周年。原计划第二天在北京饭店举行一次酒会，以示庆祝。周总理知道后，提议把庆祝活动改在北京周报社职工食堂举行。他要亲自同这个杂志的领导和工作人员见面聚议。
3月5日，是周总理65岁生日，他和陆定一副总理前来周报社出席酒会。周总理兴致勃勃地同周报的工作人员和外国专家亲切交谈，鼓励中国同志努力工作，感谢外国专家为办好周报做出的贡献。他还询问大家在工作中、生活上有什么困难。他虚怀若谷，谈笑风生，语重心长，使大家倍感亲切，受到了巨大鼓舞。从此，《北京周报》的同志们都自发地把3月5日周总理诞辰这一天当作自己的刊物的生日，每逢周年庆祝活动也都放在这一天举行。
60年代初，我国面临着国际国内的严峻局势，周边的国际形势紧张，特别是中苏矛盾激化，对赫鲁晓夫的斗争势必要走向公开化。
汪溪是1963年4月份接到到《北京周报》工作的调令的。她还来不及报到，便被派参加中国妇女代表团去莫斯科出席于5月份召开的世界妇女大会。在准备工作过程中，代表团内部是把参加这次国际会议作为反修前哨战来进行的。在莫斯科开会期间，代表们一直是非常紧张地准备大会和小组会的发言，发言当然是与苏联针锋相对的。记得有一天代表团到大使馆去向大使汇报并研究工作，大使安排大家在使馆的一个小会议室，这更使汪溪感到形势的紧张。
问期间，受到尼克松总统接见。汪溪是带着在莫斯科反修斗争的气氛，于6月到周报开始工作的。同总编辑杨承芳见面时，他郑重地拿出一份文件给她，那就是：1963年1月5日《关于加强?北京周报?和调整外文刊物的报告》。这个报告规定了这个周刊的新的方针：它的读者对象、宣传任务、主要内容和要达到的目标。要而言之：就是编辑方针和内容的三个“为主”：（1）以论述国际问题为主，以主要篇幅阐明党对当前国际斗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重大问题的立场和观点；（2）以政论性文章为主，刊载党和政府重要文件和中央领导同志的重要言论；（3）以译载现成的文件和党报党刊的文章为主。
报告规定了它的读者对象主要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民族民主运动的左派；目标是“推动世界革命斗争”。
她仔细地阅读了这份文件后，很自然地联系到莫斯科世界妇女大会上中国代表团的紧张战斗。她感到了它那不寻常的份量。很清楚，它应当成为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反对修正主义斗争的一个武器。这将是一本性格很特殊的杂志。她也意识到了新的工作岗位所要求的紧张的战斗性和严肃的政治性。一副不轻的担子啊！
大发展
为了扩大影响，《北京周报》开始大发展。由单一的英文版发展为多种语文版的大型期刊。1963年3月，法文版和西文版创刊，8月日文版创刊，9月德文版创刊。后来还曾创办过葡文版和阿拉伯文版，由于客观形势的变化，印尼、葡、阿文版未能长期办下去，《北京周报》英、法、日、德、西五种文版并存的格局，应该说是从1963年开始奠定的。到1965年，平均每期周报发行量达到13万份，其中贸易与非贸易发行各占一半，国外发行与国内发行各占一半。
出版一份新语种的周报，绝非轻而易举。翻译人员要从北京和外地去考察物色。60年代我国的外语人才并不多，由于50年代以来外语教学实行“一边倒”向俄语，其他语种人才差不多断了档。能调到的外语翻译，大多没有办杂志的经验，不懂出版业务。要承担每周一期的出刊任务，难度有多大！千难万难，排除它靠的是一点精神：无私奉献、拼搏、敬业；五湖四海，互相磨合，团结合作。例如日文版创刊的准备工作进行了几个月。在试刊的那一个月里，人们日以继夜，通宵达旦，在忙忙乱乱中才兴奋地抱出一期新生儿，参加德文版创刊的是一批刚走出或不久前才走出校门的大学毕业生。到哪里去找稍有翻译经验的中年人，还有条件较高的定稿人，真是急煞了人事部门。
大发展自然离不开上级的领导和支持。除了财力外，还为《北京周报》从全国各地调集外语人才开绿灯。1963年，北京对外地人口进京已经实行了相当严格的控制，但是为了满足办好周报的需要，我们可以到任何地方去物色考察外语人才并可通行无阻地调到北京来。
为了提高《北京周报》的时效性，所有文版全部采用航空发行。
此外，还为我们提供了较好的工作条件。外文局大楼容不下我们办公了，外办决定周报全部人员迁往友谊宾馆专家楼，在单元宿舍楼内办公，虽然不像办公室的建筑和设施，倒也宽敞方便。宾馆服务员照常打扫房屋，供给茶水。
更重要的是，本刊的正副总编获得许多了解国内外最新情况的便利渠道；总编辑杨承芳可以列席《人民日报》和新华社的重要会议。这些当然使我们政治头脑清醒，紧跟中央的步调，办好这本负有特殊使命的杂志。除了时效性，按期出版不能延误外，对内容和译文的准确性的要求是很严格的。我们内部逐渐建立了一套编译发稿制度：编稿、译稿、外国专家润色外文、译审定稿、总编签发以及相应的校对、检查制度。这条作业流水线已运转了数十载了。
值得书上一笔的是，这期间《北京周报》英文版的校对错误率只有千分之一，在全国名列第一。这个荣誉应该归功于兢兢业业地甘愿做默默无闻的校对工作的吴增芳、冯琼欢等同志。
感谢周总理的信任，他曾向外国记者宣布：中国党和政府重要文件的外文文本以《北京周报》刊登的为准。
任何报刊都不可能绝对地消灭错误，尽管“消灭差错”也曾是我们一直坚持的要求。记得日文版1964年曾发生过一次将“社会主义”错成“资本主义”的事。当值班的汪溪得到报告时已是晚上6点多钟了。对于政治性的错误，不能轻轻放过。但是据报，杂志已经航运到了广州，即将转机运出国去。时不宜迟，得马上采取措施。她拿起电话机，对方答称：外办主任张彦同志正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她只得要了汽车直奔大会堂，站在宴会厅的幕布后面等张彦出来。他听完情况后，作了决定：立即扣压原刊、就地销毁，在北京重印。张彦只讲政治，丝毫不算经济帐。一万多份杂志，付诸一炬，经济损失有多少？汪溪在执行他的决定时，不是没有想法的。记得几年后，她曾同一位外国同业谈起此事。他惊讶地说：世界上没有哪家杂志会象你那样处理的。出现错误总是难免的，可以用旁的方法弥补嘛！
“主”、“辅”之间的探索
1963年执行国际反修特殊使命的办刊方针，在三个“为主”之后，都有个“为辅”的规定。如果只有前者而无后者，就不成其为“刊”，而只能是文件汇编了。这就给我们的编辑工作留下了适量的空间，发挥其能动性。
我们根据1958年创刊以来的实践经验，在增加新闻性、专栏性、可读性方面动脑筋，开辟了“每周大事述评”、“国际大事述评”、“文化”等专栏。这些专栏大多是根据国内报纸的材料，加工改写改编的，用事实说话，选材注意外国读者的需要，有的直接用英文写作，更适合外国人阅读。这些“为辅”的专栏，是刊物重要的组成部分，也逐渐形成了刊物的特色。
“以转载为主”，还得辅以独立撰写和组织外稿，选用非政论性的文章。“以国际问题为主”，每期也要有适量的国内建设等方面的文章。我们没有足够的编采人员，更多的功夫是用在选稿和组织外稿上。
在这一年10月选登了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写的《我为什么72岁来中国》。她是国际上有名的女记者、作家。那时她从苏联来到中国定居。她以自己亲身经历生动地写出了中国的状况、特点和对她的吸引力。这是一篇向外国人介绍中国的好文章。另外，还选登过西哈努克亲王在柬埔寨政变前写的《我们如何看待中国？》那时他是当政的统治者，他用自己的语言驳斥了西方人对中国的诬蔑，有理有据，文情并茂。两文发表后，不少读者来信，表示赞赏。有的还要求加印活页几百份，作为圣诞礼物赠送亲友。
“转载为主”，并不排除自己独立撰写的文章。外文局有名的才子、笔杆子段连城写的越南问题始末（标题大意）系列文章，在国内外都得到好评，当时，越南战争正在进行，是国际上的热门话题。系统地介绍越南南方统治集团的内部纷争、美国的插手、越南战争的起因和经过，是并不或很少了解越南问题的外国读者非常欢迎的。遗憾的是，我们的写作力量有限，或许是潜在的力量未得到挖掘，以致独立撰写的东西，在我刊上出现得太少了。
执行63年的方针，难以避免地形成了编辑工作上的“照搬、照转”，以至于后来变成了一股很坏的抄风。到了“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四人帮”掌握了党报党刊，舆论工具变成了他们颠倒黑白、制造事端、实现其篡党夺权阴谋的工具。那时期的周报，照转照抄党报党刊，抄风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连“最、最、最”这类荒唐的用辞，竟也一字不差译成外文，成了千古笑话。一些连中国普通干部群众因不知内幕而看不懂的事件报道，什么“风庆轮事件”啦 ，什么“无标题音乐批判”，“安东尼奥尼批判”啦，等等，全都原封不动地照译照搬，使外国读者如坠云里雾中。难怪澳大利亚朋友来华访问时说，他们仓库里堆满了无法处理的《北京周报》。美国友好人士、《远东通讯员》发行人兼主编陆女士也曾说：“文化大革命期间，《北京周报》办得很糟，我曾写过三次信提出批评意见。那时周报登的文章是八股调，桔燥无味，把许多读者都吓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