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3月5日是我们敬爱的周恩来总理诞辰110周年，巧的是这一天又是《北京周报》创刊50周年。当这个日子日益临近的时候，我们《北京周报》的同志愈加怀念敬爱的周总理。我们的这位开国总理、也是任期最长的总理生前日理万机，日夜操劳，这是人所共知的。他在处理党和国家大事的百忙之中，对我们这样一个具体的外宣刊物——《北京周报》也关怀备至。《北京周报》正是在总理的亲切关怀下诞生的，又是在他的亲切关怀下成长的。
我1969年才到《北京周报》工作。然而，我在1952年就到《北京周报》的前身《人民中国》工作了。对以后建立周报的事时有所闻。特别是总理在1963年6月13日亲临《人民中国》日文版创刊10周年、印尼文版创刊5周年时，我近在咫尺，目睹总理风采，亲聆总理教诲，有过在这种场合下心情激动、心灵震荡的感受，到周报后听“元老”们讲述总理的关怀很能引起共鸣，留下的印象也特别深。
这要从1954年说起。这年周总理率领中国代表团赴瑞士日内瓦参加国际会议。这是新中国第一次走上国际舞台。中国代表团在会议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从此中国参加国际活动越来越多，在国际的影响越来越大。在这次会议上，代表团的同志们开始感觉到我国现有的外宣刊物已不能适应国际斗争形势发展的需要（当时主要外宣刊物《人民中国》是半月刊，时效慢)，需要有一个刊物能把中国对国际问题的立场、观点，诸如党和政府的重要声明、领导人的重要讲话、《人民日报》重要社论的精神向世界及时传播，由此萌发了办一份英文报的想法。据随代表团去日内瓦工作、后出任《北京周报》首任总编辑的杨承芳同志回忆，这次会议结束，代表团归国途中，周总理多次谈起加强中国与世界各国人民之间相互交流和相互了解的看法，谈到设法使国外各界人士更好地了解新中国的迫切性。鉴于当时西方报纸对中国的报道虽不算少，但大都不准确这种状况，周总理说：我们应当有一本自己的英文刊物，及时地向国外介绍我们的革命和建设成就，阐明我们的内外政策。回到北京以后，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对搞外宣的同志又曾谈到：我国对外宣传上要有个攻势，来个扩展。
外文局前局长吴文焘同志于1953年任外文局前身外文出版社副社长，1954年日内瓦会议时是《人民日报》驻日内瓦首席记者，他当时也感到了有借助一份英文报刊能把中国观点迅速传播出去的需要。他回到外文出版社后便积极筹划出英文周报的事。经过紧锣密鼓的准备，于1957年后期把创办英文周报的计划致函外交部。当时任外交部第一副部长的张闻天同志召集有关同志商议此事，大多数积极支持、赞同；但要在当时条件下出一本英文周报谈何容易！个别同志有些犹豫。最后张说：创办这个刊物，向世界讲话，是件大事，应该再请示一下总理。于是，他于1957年11月18日写成请示报告，陈老总于1958年1月20日批示：“拟予同意，请总理核”。几天后总理在西花厅他的办公室专门召集会议。会上总理很高兴，同意办这个刊物，并对在场的外交部领导同志说，外交部应大力帮助等等。
值得强调一下的是，西花厅的这次会议是总理对出版《北京周报》的最后敲定，最初的决定是前年的事了，请看总理二月十九日在张闻天报告上的书面批示：“《北京周报》（英文）定三月一日出版，他们已照前年决定办理”。这个批示印证了同志们回忆总理在日内瓦会议后拟出一份英文周报是确有其事的。所以在《北京周报》工作的老同志、年轻人代代自豪地相传“《北京周报》是在敬爱的周总理亲自倡导下创办的。”
张闻天同志的这份请示报告上还谈到计划出版的英文报刊的刊期和名称：“开始不出周报，还是两周出版一次，（周报由《人民中国》演变而来，人民中国是双周刊——本文作者注）为了区别于其他亚洲文版的《人民中国》（现有日文的，明年初将有印尼文），名称改一下是需要的，但可以不叫《北京周报》，例如叫《北京评论》等。”总理在这一段文字旁批注：“现已决定每周一次，定名为《北京周报》”。由此可见，《北京周报》这个刊名也确是总理选定的。
在周报筹备过程中，总理曾亲自审阅试刊样本，作过指示。这从张闻天的报告中也可以得到证实。报告中说：“将继续编印试刊。各栏要有所调整。总理所指出的缺点，已引起他们的注意。封面将改用道令纸。”
英文《北京周报》问世后，飞向世界各地，迅速、准确、权威地传播从中国发出的信息。1960年4月，周总理出访印度、缅甸、尼约尔等国。在尼泊尔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总理郑重宣布，他讲话的英文译文，以《北京周报》刊登的为准。
也是根据周总理以及小平同志的指示，《北京周报》增出了西班牙文版和法文版，以后又出版了日文、德文等版本。《北京周报》进入大发展时期。
1963年3月5日，是周报举行英文版创刊5周年和西文版、法文版创刊的喜庆日子，周报准备在北京饭店举行庆祝酒会。这时，同志们很自然地想起了亲切关怀周报的总理，便向他发出了邀请。总理欣然同意，并建议聚会改在本单位的食堂（现会友堂旧址）举行。当天上午，周报的同志们眼巴巴地盼望着总理的来临，心里又嘀咕：总理那么忙，能来吗？终于，总理真的来了，来到了聚集在食堂的周报中外工作人员中间，食堂内顿时掀起暴风雨般的掌声。总理神采奕奕，谈笑风生，他由杨承芳陪着，几乎走遍了食堂的每个酒桌，和大家热情握手，亲切交谈。他是那样的和霭可亲，那样的平易近人，使周报的同志们忘记了桌上的酒水，忘记了初见政府首脑时常有的拘谨，沉浸在喜悦、欢乐、幸福之中，也正是在这样轻松、愉快的大家庭气氛中，人们知道了一个秘密：今天也是总理的生日。那时不出版领导人的传记，不准为领导人生日祝寿。所以总理和其他领导人的生日是鲜为人知的。从此周报人把三月五日定为诞生日，尽管英文周报在创刊号标明的出刊日是1958年3月4日。
在又一阵热烈掌声中，总理从酒桌起立致辞。参加这天庆祝酒会的外宾较多，除周报本身的外籍专家外，还有兄弟外宣单位的外籍专家。总理环视大家，提高嗓音说：
“今天聚会是为了《北京周报》。《北京周报》是要发行到全世界去的，因此这实际上是五大洲朋友团结的聚会。……是最好的五大洲革命人民大家庭的酒会。”
“如果中国革命不胜利，我们就不可能有这个机会同五大洲的朋友在一起，一起工作。正因为中国革命先胜利了，我们就有义务为五大洲人民服务，各位也有责任为五大洲人民服务”。
“今天的聚会，我们要通过各位朋友的努力，使《北京周报》的工作进一步做好，使《北京周报》在五大洲更广泛地发行，使《北京周报》的工作更向前发展。我们不仅要为五大洲人民服务，还要进一步支持五大洲人民的革命战线。
总理在简括了五大洲人民的革命斗争形势后说：“来自五大洲的朋友不仅为《北京周报》工作，也要把五大洲人民革命斗争的情况在《北京周报》上反映，支持五大洲人民的革命斗争。中国革命虽然胜利了，但要巩固下去，还要靠全世界革命人民的支持。因此我们支持五大洲革命运动，五大洲革命运动反过来也支持中国革命，所以我们互相支持、互相影响。只有这样，中国革命胜利才能巩固；只有这样，才能打倒帝国主义；只有这样，世界革命才能胜利。”
总理最后高举酒杯说：“让我们为人民的大团结干杯！为大家的健康干杯！为工作进步干杯。”掌声又一次雷鸣般震响。
总理还挥毫泼墨，为周报题词：“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互相支持，互相学习，进行反对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的斗争。”
总理的来临，总理的讲话，鼓舞了周报人，大家激动地说，“总理最关心周报，总理最了解周报的重要”，“总理最懂得怎样办周报”，“想到总理，全身就是力量”！这种力量鼓舞着一代又一代周报的人们。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后，由于极左路线的影响和林彪、江青等的干扰破坏，周报也深受其害，照搬国内报刊的东西，强加于人，浮夸成风，空话连篇，超级形容词成堆，使读者很有意见。意见一直反映到毛主席那里。毛主席于1967年6月18日对出国人员讲话时谈到了对《北京周报》等单位对外宣传照搬国内宣传的意见。周总理立即召开会议传达。
总理传达完后，强调说：“把国内的硬搬来对国外，不动脑筋，不管对象，要研究一下，对外又不要丧失原则，又要有效果，有自己的特点。”
过了一会儿，总理把脸转向出席会议的周报同志，关心地问：“周报准备怎么改呀？”在听了周报同志的汇报后，总理又用急迫的口气说：“你们不要等，尽快改起来。”
总理在传达会上强调的，正是外宣人员要遵守的一个基本原则：内外有别。由于对象不同，对外宣传不能照搬对内的东西，要有对外宣传特点。怎样从事正确的对外宣传呢？要把握两点：既不要丧失原则，又要有效果。这就要外宣人员多动脑筋了。
当年周报的同志们认真学习了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指示，改进了杂志的内容。不言而喻，毛主席和周总理的上述指示当今仍有重要意义，仍是当今的外宣工作应遵循的一条基本原则。
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北京周报》调整了方针，刊物出现新面貌。1992年，江总书记为我刊题词：“中国之窗世界之友”。中央还提出：“《北京周报》应逐步向世界性的新闻周刊发展”。为我刊今后发展指明了方向。为迎接周总理诞辰110周年和周报创刊50周年，同志们缅怀总理，重温总理生前教导，回顾周报历史，总结经验。我相信，在党中央的亲切关怀和上级的坚强领导下，同志们齐心协力，一定会把曾受到周总理亲切关怀并寄于厚望的《北京周报》办得越来越好。
（作者曾任北京周报社副总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