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元旦过后不久，《人民中国》杂志编辑部主任罗金同志找我谈话。他通知我说：“上面已决定你去《北京周报》负责法文版的工作，春节后去报到。《人民中国》法文版停刊，由《中国建设》出法文版”。
中央决定出《北京周报》法文版和西文版是因为在当时的国际形势下，为了反帝反修的需要，及时阐明党中央对国际斗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立场观点，宣传我国对外政策的总?路线，这是当时的大局。
到周报去报到
我去报到时，总编辑杨承芳对我说：“法文版正常运转起来以后，你可以调回编辑部门”。我们这些人的工作调动从来都是服从分配，对领导上的安排从不提出异议。周报法文版创刊之初为双周刊，从英文版两期中选编一期。
周报工作对我们从五湖四海调来的人来说都是新的。我既未做过行政工作，也未做过翻译出版工作。调来的干部中大都是新手，没有干过翻译出版。他们有刚毕业的大学生，如北大来的罗仁携、王忆、姜育君、廖连弟等；南京大学来的唐家龙，也有其他单位支援的同志，如从对外文委来的王云珍、丁世中、周玫蕾、黄金华、范雪琴等，从新华社来的程祁昌；从外交部来的赵惠民；从《人民中国》法文版来的庞浩、林立等；从图书社来的陈迪全、伍期鹏等。只有《人民中国》法文版来的和图书社来的同志搞过翻译、校对、编排。
我到法文部时，赵惠民和林立等同志已在年底前出了一期试版，马上要出第二期试版。当时的翻译工作全由外国人担任，从英文翻译成法文。主力翻译是胡太太。她是比利时人，名叫Marthe Gilbert，嫁给中国人，在这里已住了几十年。另一位从英文部调来的专家叫BB(Beatrice)。还有一位比利时人叫巴农，原是外文出版社专家，他作改稿工作。我们中国同志作核稿、定稿工作。打字、校对、编排、通联、图书资料等都有专人负责。
周总理来了
1963年3月5日法文版创刊号出版了。周报社在局大楼的大食堂（现在称会友堂）举行庆祝英文版五周年和法文版、西文版创刊的酒会。酒会开始前，我们一直焦急地等待印厂把法文版创刊号送来。酒会开始前不久，样本终于送来了，我们才松一口气。创刊号的样本放在会场的门口。白色的封面上印着绿色的刊头，和老大哥英文版一模一样。这是多少日子辛勤劳动的结晶！希望总理来时能够驻足看它一眼！
周总理来了，全场欢声雷动。我们在对外宣传战线干了这么多年，经常听到传达总理的指示，而现在总理来到了我们中间，他讲话，他祝酒，他握手，他离我们这么近，这还是第一次。在场的人都非常兴奋。会上外国专家不少，除周报的专家外，还有兄弟单位的专家。总理讲话了。我记得是唐笙同志当的翻译。总理亲自参加我们的庆祝会极大地鼓舞了我们的工作热情，我们决心把我们的刊物办好。
队伍不断壮大
法文版创刊时社里只有两位领导。除社长兼总编辑杨承芳外，还有副总编房干。另一位副总编汪溪是在法文版创刊后从人民大学调来的，分工抓法文部的工作。
我们工作多，人手紧，需要调干。我们当时的编制是有的，但物色合适的对象不容易，调进来更不容易。
创刊后陆续调来的同志有：从《人民日报》来的张保义，从河北来的张立方，从外交学院分配来的张启钧，从海南岛来的郭立，从上海来的戴祖惠、徐志仁、徐人侃，从人民大学来的郑正南。他们来了不久就同大家打成一片，积极投入工作。程永光同志刚从国外回来，在外交学院授课。我们想调他来改稿。与外交学院有关方面几经磋商，对方坚决不肯放人，只同意部分时间帮我们改稿。程永光同志法文水平高，工作态度好，送给他改的稿子再多也无怨言，从不拒绝。正如他的夫人所说的，他总想为祖国多做点事。
法文版每期在星期五付印，一个周期结束。星期六是我们开会、学习、总结经验的日子。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定稿中发现的问题，核稿中的问题，翻译上的问题，等等，都是我们需要探讨的。庞浩同志的法文水平高是大家公认的。他经常讲课，对大家的帮助不小，只是他的口才欠佳，对微言大义表达不清楚，被称为“茶壶煮饺子”。
认真消灭错误
法文版创刊之初为双周刊，翌年即改为周刊。每期约三万字。从翻译到出版，可能出错的环节太多了。大家对工作是勤勤恳恳、兢兢业业的，希望质量提高一些，错误减得更少一些。领导上是这样要求的，我们自己也是这样要求的。部门初建，人员新上马，缺少经验。为了提高质量，消灭错误，工作程序是繁琐的。稿件译出后要初核，检查译文是否符合原稿，然后改稿，改稿后再复核，检查文字润色后，有没有改走了样，然后定稿，从政治上把关。改稿对文字要求高，后来有了杜米歇尔（Jean Dumichel）和西昂达（Maurice Ciantar）。定稿也要求高水平，开始只有庞浩一人担任。后来丁世中和唐家龙分担一部分。因高水平的人手少，工作多，要求高，中国人、外国人，加班加点已成为家常便饭。久而久之，矛盾就很突出。外国人可以甩手不干。我们自己的同志尽管有意见，还是在好好地干。现在想想，这些同志埋头苦干，不计报酬，为革命工作做出了贡献，的确是难能可贵的。
发稿前的改动在纸上，发到印厂后的改动就不那么简单了。一个字母错了，工人就要在莱诺机上打一行。拼版后要改动，工人得搬动一块块三十来斤重的铅版。既然发现了错误，或者通读时感到句子有问题，或者版式上有问题，总不能不改。车间里的工人有意见，校对室里的同志们也有意见。当时的工作条件是艰苦的，与现在告别了铅与火的时代，用电脑打字，电脑排版不可同日而语。时代的进步给工作带来的好处真是太大了。
有一天工间休息时，法国专家马代尔(Franois Martel)和我在友谊宾馆的院子里散步。他认为一点点拼写错、搭配错误在《世界报》上不是也常见吗？我说，周报是共产党领导的国家出版的刊物，我们不能有错，不能让错误玷污我们的形象。这种认真劲儿，现在想想的确令人感慨万千!如果不把错误当回事儿，版面上就会满目疮痍。我们的局长罗俊召开过一次消灭错误大会，至今我记忆犹新。
我们的外国同事们
法文版的外国专家很多，队伍也不稳定，来来往往像走马灯一样。他们签的合同，有一年的，两年的，很少签三年。接飞机、送机场、安排任务、孩子入托、上学、雇保姆等等事情真不少。人多了，关系就复杂，还得处理他们之间的关系问题。
最伤脑筋还要算春节要请他们到家里作客。我们的住房条件不好，六十年代，副食品供应也紧张。创刊之初，同时在法文部工作的外国人有七人之多。分两次宴请也太麻烦。于是我们决定举行茶会。我们把房间的床拆了，以便腾出空间接待客人。当时我住在新华社宿舍。新华社的专家科和食堂都很不错，供应了一些点心，借给我们一些餐具和椅子。我们又在大同酒家买了一些广东点心。
这次聚会效果很好。三三两两围坐着闲谈，很亲切。他们最感兴趣的是叫我的孩子讲蚂蚁打仗的故事。两道翻译，先由我的老伴译成英文，再由小丁（丁世中）译成法文。懂英文的先笑开了，听到法文翻译后另一些人为之捧腹。而故事还在一本正经地讲下去。大家很开心。
另一个春节要请杜米歇尔和西昂达。这两位法国老先生不和，彼此看不惯，互相不说话，我还得分两次宴请。一次是由菜市口一家上海餐馆“美味斋”的支部书记亲自挑了一个担子来，把半成品的菜肴在我们的厨房里加工。这位支书的服务态度真是太好了，后来我写了一封感谢信。另一次是由我的婆母掌勺烧了一桌南方菜，请的是杜米歇尔。她与杜米歇尔都是小学教员，有很多的共同语言。
杜米歇尔在文革中的态度是“你抓革命，我促生产”。他在我们这里合同期满后去新华社工作，直到逝世。西昂达在文革中受到不公正待遇，八十年代曾应邀来访。这些都是后话。
三十多年过去，法文版初创时的同事们，外国友人们早已陆继离去，中国干部中有的已移居异国他乡，有的调到其他单位，有的英年早逝，有的已离退休，再聚集在一起已是不可能的事了。愿在世者生活幸福，让这段回忆长留在脑海中！
（作者曾任北京周报社编委、法文部主任、国际部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