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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论的力量
本刊记者 冯建华 · 时间: 2007-07-11 · 来源:北京周报 2007年第28期 7月12日出版


 

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没有媒体的介入,发生在山西农村基层的黑砖窑非法用工事件,还可能掩盖在重重黑幕之下。据《财经》杂志报道,截至7月初,在不到一个半月时间里,全国媒体各自采写的新闻稿件在网络上可查询到的约有8320篇,有关黑砖窑的网页总计692万篇。

6月22日,山西省长于幼军公开承认媒体在“黑砖窑事件”中发挥了积极的舆论监督作用。在分析这起事件的重要教训时,于幼军认为主要在于没有敏锐把握媒体特别是网络媒体的舆论动向,从而把自己陷于非常被动的处境。

正是由于舆论的压力,上任不久、风头正劲的于幼军,不仅向中央政府作了公开检讨,而且向黑砖窑事件中的受害者及家属道歉,并向全省人民检讨。

在中国,媒体被称为政府的“喉舌”。很长一段时间内,媒体只是政府手里的宣传工具。但是,随着中国民主法制建设进程的加快,以及媒体市场化改革的推进,媒体的舆论监督功能日趋受到重视,并开始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今年6月,东部江苏省无锡市爆发了严重的“太湖蓝藻污染事件”。由于当地饮用水源受到严重污染,导致当地出现了抢购纯净水的恐慌局面。开始,当地政府把这次污染事故归结于“天灾”(全球气候变暖和夏季提前到来),后来经过媒体的揭露,才知道这次事故更多的是“人祸”--在地方追求经济政绩的冲动下,加上一些政府部门监管不力,大批曾经关闭的污染企业又死灰复燃,使这条中央政府先后投入上百亿元、花了十余年时间治理才取得一定效果的河流,几乎重新回到了旧路。于是,在媒体的一片问责声中,当地五名官员受到了撤职处分,治理太湖污染也再一次摆上了中央政府和当地政府的议事日程。

与前者相比,西部直辖市重庆今年3月发生的“最牛钉子户”事件,更能充分体现舆论监督在中国所能发挥的“力量”:一个普通市民,房屋地段被政府征用,由于不满足政府给出的安置补偿,在政府准备强行拆除的前夕,仍以“保护私有产权”为名孤身坚守在自己的房屋。于是,大量媒体对此事件开始争相进行报道,从而使事态出现了根本的转变:当地政府主要官员由先前的强硬态度,变为主动寻求与当事人协商补偿方案,最后经过几轮协商谈判,被称为中国历史上的“最牛钉子户”才满意地搬离自己的房屋,事态最终得以平息。

毋庸讳言,由于政治体制的原因,舆论监督在中国一些地方开展起来,还会遇到难以克服的障碍和约束。但是,从历史和发展的眼光来看,中国的舆论监督环境正在走向宽松,一些高级政府官员也在主动为舆论监督“松绑”。

在6月24日提交二审的突发事件应对法草案中,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家最高立法机关的常设机构)删除了有关新闻媒体不得“违规擅自发布”突发事件信息的规定。因为经过广泛征询意见,全国人大常委会认为这种表述含义不清的规定“有可能成为某些地方政府限制媒体正常报道突发事件的借口,不利于媒体对其谎报瞒报开展舆论监督”。

“让媒体讲话,天塌不下来。”不久前,在谈到舆论监督时,中国公安部新闻发言人这样说。与这种“大胆而又自信”的言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面对舆论监督,中国政府官员大多是惟恐不及,奉行的是“防火,防盗,防记者”、“不怕通报,只怕见报”等等这样的官场潜规则。

如今,除了勇气和自信,一些高级政府官员对舆论监督也表现出了比较宽容的态度。最近,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局长李毅中在谈到舆论监督时说,媒体不是中央纪委(党内监督机构),不是审计署,不是调查组,不能要求媒体每句话都说得对。正是由于这样的宽容心态,现在像矿难这样的安全责任事故已成为中国舆论监督的热点题材。

随着经济全球化步伐的加快,中国政府已经认识到媒体在塑造国家形象、提升国家软实力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一方面,中国政府正在努力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不仅公布新闻发言人的工作电话,而且对这些新闻发言人进行正规培训,让他们能够与媒体形成良性互动。值得关注的是,现在一旦出现引起国际社会关注的负面新闻事件,中国政府会越来越多地在第一时间召开新闻发布会,其中尤其会重视外国主流新闻媒体的信息需求。

此外,中国前不久还颁布了《政府信息公开条例》(2008年5月1日正式实施),该立法遵循了国际惯例--“以公开为原则,不公开为例外”,这无疑给舆论监督提供了一个有力的法律武器。

但是,也不得不承认,中国舆论监督也存在很多“硬伤”,其中最为明显的是,由于中国媒体大多是属于各级政府或行业部门,有着很强的政治属性,因此,舆论监督一般是指向下级行政区域特别是基层政府;另外,舆论监督大多是指向媒体所在地以外的行政区域,这样是为了规避来自当地政府的政治压力。

此次山西“黑砖窑事件”正好说明了这一特点。实际上,非法用工现象在山西一些地方存在了近十年时间,可以说,当地媒体早已了解到这种情况,也接到过一些受害者家属的“报料”,但是,为了规避政治风险,他们只好保持沉默。直到与山西毗邻的河南电视台记者付振中首次把丑闻大白于天下,当地媒体才亦步亦趋地跟上。这也导致省长于幼军有了如何把握“舆论动向”的反思。

应该说,发生在山西的这种现象,在中国并不少见。专家指出,要打破这种现象,必须给舆论监督提供真正的法律地位和足够的制度空间,推进政治民主化进程,同时让非政府媒体回归产业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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