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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到周报

严庆鸿  ·   2018-08-17  ·   来源:北京周报网
标签:我与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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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六四年北京周报编辑部于友谊宾馆。段连城(后排右10),王作民(前排右2),黄品长(后排右5),任家桢(后排左10),赵景伦(后排左6),解兰(后排右12),冯琼欢(后排右1)。

  1964年初,我从上海对外文化协会调到北京周报社。刚到不久,英文部主任段连成同志找我谈话,了解我在上海的工作情况,有什么要求,他介绍了英文部的情况,说我是英文部第36个人。要我翻译一篇关于住房的文章,过了两天,说当前资料室人手最短缺,就把我分配在国际组资料室工作。

  当年周报实行编译合一,英文部也是编辑部,编辑用英文写稿,定稿也是用英文。 

  编辑都是在1958年创刊期间,从外文出版社下属各部门调来的骨干,有的是组长。大都曾留学英美,中文英文功底深,能编能译,熟悉国外报刊杂志的风格。他们根据人民日报等中文报刊的材料按照英语读者的阅读习惯,直接用英文写稿,让读者感到亲切,而不是中译英的有中国味道的英文。 

  编辑在写稿中要引用一些英文原文,如国外报刊的内容,或某人讲话。我在资料室第一个任务是为编辑提供英文原文,打电话给新华社资料组联系,逐字记下。遇到人名,地名,为了防止差错,要一个字母,一个字母记下,如英语中mn容易听错,就要讲m for mothern for number,讲每个字的第一个字母。有些引语太长,就到宣武门新华社去抄。         

  第二个任务是回中文。我们三个人,丁耀琳,游燮庭和我,把国际组的英文稿件译成中文。稿件多,没有时间推敲,也没有复印机,我们用复写纸写成几份,译完后立即交给法,西,德,日文部。他们根据英文部提供的英文和中文稿件,译成其他文字。不记得有没有人为我们把关。第三个任务是做卡片。原来只有一位印尼华侨许厥训一个人做。冯锡良同志教我们如何分类,为了便于查找,卡片要一式两份,叫cross index 

  资料室在主楼二层西边大房间,中间有一排高高的卡片柜,周报很重视积累资料的工作,从创刊起到80年代,做卡片的工作没有间断,因此英文部有比较完整的资料。当年利用率还很高。退休后,想去看看这些卡片柜,其中有我的笔迹。后来得知,因为编辑写稿时,资料可以很方便地从电脑上查到。这些卡片已经完成历史使命,都处理掉了,难免有些失落感。        

  记得当年每一期工作开始,可能是星期一早上,老段召集国际部的同志们在资料室开会。他拿一个夹子,介绍当前国际上的大事,上个星期工作中存在的问题,需注意的事项,以及下一周工作安排,会议简明扼要,不超过15分钟。我对他十分钦佩。会后,大家投入紧张的工作。 

  周报工作确实紧张,时间性强。一周工作刚结束,还来不及喘口气,下一期的任务又来了。像一架大风车,叶片不停地转,一片刚刚转下去,下一片又来了。初到周报确实不适应这样快的节奏。令人懊恼的是,有时一篇稿子刚刚译完,因为国际形势变了,原稿被“枪毙”了,要撤换另一篇稿件。心中虽然不快,但也没有办法,这是周报工作的性质决定的。        

  工作虽然节奏快,大家彼此团结,什么地方人手缺少,就到那里去帮忙。我经常去参加校对。                

  提起当年周报的打字,校对,水平是一流的。打字员的工作量很大,一期一般32页,有时多达40页。编辑们的稿件经过改稿,核稿,定稿,改动不少,要打字员打清后才能发印厂。他们要识别每个人的字迹,又要快速准确地完成任务。快手解兰打字机发出的有节奏,匀称的哒哒声,我至今还有印象。冯琼欢是英国归侨。她有一套学打字的卡片,我还保留着。80年代英文部曾先后来过七八个年轻人,像走马灯似地,来了不久就离开。他们都是从解兰、冯琼欢那里学到打字校对的基本功后才走的。  

  校对组几乎都是大学英语系的毕业生,他们每周有两个晚上在印厂度过的,工作到一两点是常态,所以印厂为他们准备一间小小的校对室休息。全局大约只有周报同志享有这种特殊的待遇。          

  校对错误率极低,对拼字错误是零容忍。那时英文部有一个任务是贴小纸片。有好几次已经付印的周报,忽然发现有一个字母拼错了,即使是技术性的,不会引起读者误会,也要改掉。因此动员很多人把改正过的,绿豆大小的小纸片,贴在每一份周报上。有一次周报在封面上把 Viet Nam (越南)的Nam 错成Vam。这个错误引起局领导重视,副局长江牧岳亲自来周报坐镇,了解出错的原因、过程。后来英文部领导更加重视防止差错的问题。提出大家要把住第一关,出手的稿件不能有错,否则第一关错了,后面各个关口很难发现。     

  值得一提的是几十年来,周报从来没有脱期,即使在76年唐山地震的时候,也按时付印。我是女同志,没有让我去上班。事后知道,男同志们在外文局东楼门前露天摆上桌子,照样在打字机边工作。 

  至于每逢国庆,春节定假日,我在周报期间,一贯是在办公室度过的。节后补休习以为常。当时还觉得节后补休挺好,安安静静,可以彻底放松。 

  1969年初,周报成立中文编辑部,结束了编译合一的时代。英文部和其他文部一样,成为一个单独的部门。我也结束了在国际组资料室的工作,调到英文部国内组担任核稿翻译等工作。          

  提起我曾共事过的周报第一代英文编辑,我们的老前辈,我想到这么几位。 

  杨承芳1958年他受命创办北京周报,任总编辑。解放前在上海密勒氏评论报工作。他在对外宣传方面有丰富的经验。他在早期北京周报上写的社论,据一位在周报工作的外国专家讲,每一篇都是精品。我和他在工作上没有直接接触,有一阵英文部在主楼西边二、三层上班,为了稿件运转,大家必须楼上楼下跑,有些意见,承芳同志就对大家说“你们年轻人,多走走有好处”。 

  文革开始,年轻的造反派要大家写大字报批评他的“错误”言论,还出了题目。我拿到的题目是“为什么对外宣传要谦虚一些”。至今老杨的观点“对外宣传要谦虚一些”是正确的。我们有什么资格去批评这样一位中国第一代用英文办报的人? 

  1972年,已经64岁的老杨去河南汲县五七干校劳动。我和他在同一个连队,他年老体衰,领导安排他看管场地,但是他任务完成得不好,他经常埋头看书,视力不好,等大家劳动后回家,经常发现晾的衣服或鞋子丢了。有时邻村放露天电影,要走相当长的一段夜路,黑黢黢的,每次我都扶着他往返。     

  才华横溢的段连成王作民夫妇。解放不久,就带着两个幼小的女儿从美国回到祖国。抗美援朝时,这位留美的老段又到前线去了。如此热爱祖国的知识分子,就在我身边。周报创办以前,他是英文版《人民中国》的编辑部主任,有丰富的新闻出版经验,工作效率高超,是难得的人才。66年夏天,他不再主持英文部的工作,坐在资料室一进门的桌子边写交代材料。他的桌子就在我的桌子旁边,大家都不敢和他讲话。 

  我和黄品长有一段时间在同一办公室,他为人正直,对人严格,也严于律己。家住龙潭湖,从来都是按时上下班。一生定稿无数,我十分珍惜他为我定的稿件,都保留在家里,足有半尺高。当时没有时间看,准备在退休后好好研究他为什么要这样改,但后来家里人嫌一大堆纸占地方就处理掉了。后来他退休了,没有子女,我时常打电话给他,问候他的情况。到他85岁时,得知他住进医院了。80年代,英文部曾派年轻人出国深造,选拔时要进行考试,题目都由黄品长出,由他评定,可见领导对他的重视。 

  任家桢是有名的快手。听说他最快日译万字,英译中更是得心应手。80年代,在工作之余,和方正平一起翻译阿瑟黑利的小说《航空港》。退休以后回到上海老家,虽然身患重病,还一直关心周报,不时传来他对周报的改进意见。 

  中英文都很出色的赵景伦,后来久居美国。80多岁时回到北京,他在生命的最后几年用英文为中国新闻网撰写国际问题的评论,直到91岁时去世。 

  最晚离开周报的老前辈是王德华。当时他是英文部主任,给大家分配工作时,因为他了解每个人的水平,工作进度,他算得很准,我往往一篇稿件刚刚脱手,下一篇又来了。他写的中文字正方圆,规规矩矩,字如其人,他为人也是规规矩矩,为人低调,埋头苦干,平时穿着朴素,根本看不出他是留学归来的经济学博士。 

  我还想提一下老编排苏立。他是苏州美专毕业的,从参加创刊开始一直到退休,一辈子在周报美术组工作。工作效率高,不声不响,任劳任怨。他为周报的封面设计编排等工作贡献很大。 

  周报当年聚集了这么多优秀的人才,我有幸和他们共事,他们认真负责,一丝不苟的作风值得大家学习。我初到周报,它还是一个六岁的小学生,今年它已进入花甲之年。我祝贺它越办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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