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0月20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新闻中心举行记者招待会。《北京周报》记者兰辛珍提问。

　　我来北京周报社纯属机缘巧合，然而又好像是冥冥中注定的。在北京周报社工作的这些年里，我越来越认定这场开始于世纪之初的约会，于我于周报，就像是一场前世与今生的约定。 

　　世纪初，中国媒体经历了一场躁动般的裂变，市场化转变在全国新闻单位演绎着一场场眼花缭乱的变革。在这场变革里，《京华时报》《华夏时报》《北京晨报》等等市场化报纸在京城传媒界粉墨登场。这些市场化的报纸，也给传统的新闻界带来了一股风。这股风也影响到了我当时供职的人民日报社《市场报》，原本8页的版面，市场化后最多的时候增加到68页，经营收入翻倍的增长。 

　　然而在这场新闻市场化的变革中，我可能是个“失败者”，或者是对市场化给新闻报道带来的变化是个愚钝者的应对者，对“版面新闻”和“制造新闻”产生了抵触。我一直定位于记者是新闻报道者而非新闻制造者的角色，并因此而产生了寻求纯新闻的想法。 

　　2002年春节刚过，为了采访就业问题，我去了三元桥国展一场人才招聘会现场。就在这里，我看到了周报社的展位，而且神使鬼差的在现场登记了我的信息，然后，我接到了考试的通知，然后，接到了体检的通知，再然后，我就成为了《北京周报》的一名记者。 

　　在我来周报社上班的当天，我给《市场报》写了最后一篇新闻稿。几年后我才知道，我当时寻求纯新闻的理念是无比的正确，因为《市场报》已不复存在了。而我，在《北京周报》这个大家庭里，也逐渐成长为了一名国际舆论斗争中的坚强的外宣战士。 

 

我的周报生涯是从中文部开始的。 

　　2002年的北京周报社，还是以语种划分采编部门，有中文部、英文部、德文部、法文部、日文部、西班牙文部六个部门。我以中文记者的身份，被编入了中文部，负责经济稿件的采写。 

　　北京周报社的中文部成立于1969年1月。在此之前，周报的稿件是直接用外文编写的。中文部设立以后，周报几乎所有稿件均用中文编写。据悉，设立中文部是中央的决定。 

　　我来北京周报社的时候，中文部只有四个同事，主任李荣霞，还有就是封靖、张志萍和唐元凯，加我5个人，每星期每人至少要写2篇中文稿，这期没写完呢，就要报下期的选题，这种连轴转的工作强度是很辛苦的，但对于从日报出来的我，并没有多大的压力。几个月后中文部加入了冯建华，再后来加入了吕翎和谭伟。我在周报的时期，中文部最多的时候，总共就这8个人。 

　　当时周报的版面和现在基本一样，主要栏目分为国际、国内、经济、文化，中文部记者根据版面各自有所分工。每周二上午的选题会也主要由中文部人员参加，周报出差采访也主要由中文部承担。 

　　对于一个在国内新闻界已经混了多年的我来说，其实在北京周报社中文部的日子，过得还算轻松自在。 

 

从中文部记者到经济组策划编辑，是我在周报社经历的第一次转型。 

　　《北京周报》作为时政类新闻周刊，时效性还是要有的，然而中文写稿，然后外文翻译，等文章刊登出来后，其时效性大打折扣，这是当时《北京周报》面临的一个问题。 

　　为了改变这一状况，新任北京周报社社长王刚毅（现任外文局副局长）开始了对《北京周报》的改革。2006年，改革从取消以语种划分部门开始，改为以产品划分部门。中英文部合并，按照刊物版面设立了国际组、经济组、国内组、评论组。其他语种归入网络组。 

　　北京周报中文部的设立，有她历史的原因和现实使命，如今中文部的撤销，也有她历史的原因和现实使命。存在和失去，都有因由。 

　　当时正是中国加入WTO后，经济快速发展的时期，国际社会对中国经济发展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度，作为肩负对外说明中国使命的《北京周报》自然也要加大经济报道的力度。社领导为加强新设立的经济组的力量，实行了双责编制，于淑均任经济组责编，负责定稿，让我担任经济组策划编辑，负责经济栏目选题策划、重要稿件采写、培养年轻记者等任务。 

　　这一改革后，《北京周报》经济报道的分量和成绩越来越突出，每年周报三分之二的封面是由经济组来承担的。这与当时中国经济形势发展有关，在中国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经济社会发展转型的背景下，包括国家新出台的经济类政策等大政方针在内的热点新闻集中涌现。而《北京周报》在每一个经济热点面前都没有缺席。 

 

做评论员是我的新挑战。 

　　言论，是一本新闻周刊之于日报的长处，特别是在新媒体时代，新闻抢发以秒计算的情况下，《北京周报》要想有特色，自然要扬长避短，加强刊物言论性的力量。 

　　在《北京周报》按产品划分部门的改革步入正轨之后，当时的北京周报社社长兼总编辑王刚毅决定加强《北京周报》的言论力量，在要求编辑记者多约请业内专家写稿的前提下，又决定设立北京周报社自己的评论员岗位。在岗位性质设置上，评论员在副主编之下，责编之上。这是北京周报社成立以来，第一次明确设立评论员这一岗位。 

　　2014年我被从经济组策划编辑岗位调整为北京周报社评论员，开始了我在北京周报社新的任务。当时被任为评论员的还有张志萍，我们俩是北京周报首批评论员。 

　　在此之前，周报为了加强我对言论文章的写作水平，社党委成立的青年导师制在第三期将我吸收为学员，由社长兼总编辑王刚毅任我的导师，指导我对评论文章的写作。王刚毅老师曾是《中国日报》评论员，有丰富的评论写作经验。经过两年的学习指导，我的评论写作、对国家大政方针的把握，对新闻事件认知的深刻度等等都有了很大进步。 

　　担任周报评论员的这几年，每次写作之前，总会和领导、同事们讨论立意、角度等，我知道，文章虽然署我的名，但代表的是周报，不是我自己，我必须兢兢业业、谨谨慎慎。 

　　我自认为任评论员以来还是有所建树的，我所撰写的文章，曾获得外文局年度评论文章奖，许多文章会引起读者重视，以及国内外一些学者的肯定。当然，周报更多有影响有份量的评论文章，还是各栏目编辑约请的业内专家写的。写出更多更有份量和影响力的文章，这也是周报评论员努力的方向吧。 

《北京周报》让我成为重大事件的报道者和历史记录的参与者 

　　作为新闻人，报道新闻的同时，也是在记录历史。 

　　每年的全国两会，也是国内外媒体人的“盛会”，我有幸作为上会记者，多次亲身参与到全国两会的报道中，和同事们一起，用我们书写的文字、拍摄的图片，记录着影响中国乃至世界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会议。 

　　中共十九大，是彪炳史册的，引领中国走进新时代的会议。我也有幸作为北京周报社唯一的上会记者亲身参与了大会的报道，并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每5年一次，一个记者的职业生涯中也就能遇到五六次，我能有幸作为上会记者参与其中，为我此生留下值得记忆的一笔重彩，深感荣幸。 

　　我应该感谢北京周报社，让我成为这些重大事件的报道者和历史记录的亲身参与者。这也是北京周报这个大舞台，给我的最大的政治荣耀。 

 

新时代，我愿为周报做出更多贡献。 

　　十九大引领中国走进了新时代，而《北京周报》也进入了自己发展的新时代。现任北京周报社社长李雅芳，为提升《北京周报》说明中国的能力和影响力，以国际合作传播作为转型升级的起跳点，进军世界新闻舆论高地，与世界主流媒体美国《新闻周刊》《彭博商业周刊》《时代》周刊、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及法国《青年非洲》周刊等开展了机制性长期供稿合作，标注《北京周报》专稿的重要稿件在这些国际大刊和《北京周报》同时刊登，真正实现了“借筒传声”。这在中国外宣历史上开创了先河，而且在世界新闻界也是先列。《北京周报》向世界说明中国的能力和在国际传媒领域的影响力得到进一步的提升。我的十九大采访稿件《中国走进新时代》有幸作为合作传播的稿件在外刊登出。 

　　北京周报社在通过新闻报道对外说明中国的同时，还承担着党和国家其他外宣任务，比如在国外举办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成就展，比如在南海争端中出版宣明我立场的宣传册，比如解读党和国家重大政策及发生的重大事件，为我驻外使领馆工作人员回应国外关切提供服务的内部刊物《外宣参考》等等。周报还让我主持《外宣参考》的编辑出版工作，让我有机会为国家的外宣事业发挥更多作用。 

　　随着走进世界舞台中央的中国国际影响力的不断上升，《北京周报》将会承担更多党和国家对外传播领域的重任，我作为周报的一员，时刻准备着为周报承担更多的工作。 

　　我算了一下，从我到周报工作，直至退休，我和周报将有30多年的相伴，如果按照中国人的平均寿命，那我此生和北京周报有近50年的相守。这是半个世纪的时光。 

　　2002年，我和你在机缘巧合下走到了一起，既然我们已经有了这个约定，那在这半个世纪的时光里，我愿与你不离不弃，厮守此生。 

 

当我来时 

你是我的梦想 

我在你白驹过隙般的岁月里成长 

昨日的誓言犹在 

我仍是那个执着的少年 

只是眉间多了份自信 肩上多了份当担 

2018年1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