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63年4月接到调令到《北京周报 》任副总编的。《北京周报》这份以英文为母版的外文刊物，创办于1958年。由于周总理的关怀，和外文出版社(外文局前身)社长吴文涛的大度和魄力，从各单位抽调的精英组成了一个兵强马壮的队伍，创办了新中国第一个用英文出版的兼有观点和新闻的时事政治性周刊，航空发行约七千份，不失时效地向关心和研究中国的读者送去了第一手材料。

　　1963年《北京周报》创刊五周年了。3月份．庆祝创刊五周年的活动原来预定在北京饭店举行，周恩来总理建议改在外文局的职工食堂．他亲自来参加了会议。总理在庆祝会上作了讲话，并和周报的领导杨承芳、冯锡良等合影。

任《北京周报》副主编，创办八个语种版本 

　　6月的一天，我到北京周报社上班，任副总编。总编杨承芳交给我一份上级领导关于周报办刊方针、读者对象的文件，并说是经中央政治局批准的，让我明白它的分量。

　　《北京周报》的读者对象，不再是一般的外国研究人员，而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民族民主革命的左派．目标是把十年论战中中苏两党的分歧向全世界公开。加强世界各国革命左派的政治思想武装，从而推动世界的革命斗争(这是根据原文的概述而非原文)。它的权威性就在于转载转译我国国家领导人的讲话、报告以及官方的重要文件、国际问题的重要评论和反修论文。

　　看过这个报告，我感觉周报真是一个特殊的刊物，非同寻常。它政治性极强，目标远大，也激发了我反修的热情。我开始工作后，很快就发现．跟一般报刊的总编对比，我的编务比较单纯。不用派出记者采访，不用给编辑们出题目做文章，很少审阅修改文章，大量的译文也不需要我审定，只要我关注自编自写两个专栏：“每周大事述评”和“文化栏”。

　　改变方针后的刊物增加了新闻性，各栏有熟练的编译人员负专责，而行政工作是大量的，特别是创刊新的语种版，绝不是轻而易举的事。一年多的时间，筹备并问世了日文版和德文版。我虽不懂日文、德语，但从行政方面给予了支持协助。日文版筹备和试刊用了半年多。由于我国上世纪50年代开始的大学外语教学，“一边倒”向俄语．老一辈中的日语人才流散，荒疏．也断了档．能调来的人大多不懂出版业务。经过几个月的努力．从天津、南京和北京市等地调集了十几位长期在日本生活过的归国华侨，担当了定稿人，其中有台湾籍的韩飞风．他曾在日本担任过新闻媒体的总编。

　　来自五湖四海的人们经过磨合．团结一心。干劲冲天地边学习边实践，逐渐掌握了从翻译、校对、发稿，到印刷厂由工人排字、排版等一系列程序，直到产生了第一个试刊样本。大家真是千辛万苦．吃冷饭、睡硬板椅子，有时甚至要24小时连轴转．却都无怨言。

　　德文版的问世，经历的艰辛还要大于日文版。我国生长或生活在德语区的侨民不多，回归祖国的更少，德文部人员的主体是各大专院校的西语系毕业生。他们到来后，精神抖擞地一面学习一面投入工作，翻译水平提高很快。有几位懂英语的德语外国专家帮助翻译改稿，筹备试刊工作进行得也算顺利。最困难的是物色一位有较高水平的定稿人。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也需费功夫，我们调来了曾在欧洲“勤工俭学”的革命元老郝大姐作定稿人。她的党龄比我长多了。

　　《北京周报》以英文版为母版，五个语种并存的格局持续下来了。它们的内容、封面和编排式样相同，全部用航空发行。就在这一年多的时间内，我们又出版了印尼文版，接着又增加了葡文版和阿拉伯文版。

千字短文，热点话题，最受欢迎的“札记”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我国迎来了改革开放新时期。这时我感到，《北京周报》有必要加强对新时期的方针．政策、立场、观点的宣传、解释和点评。周报听到的报告、看到的内部机要文件有限，也没有力量写长篇评论，但是写些述评之类的小型文章，除正面宣传外，对国外媒体等的误解或歪曲加以解释．对恶意的污蔑加以揭露和批判．还是力所能及的。我萌发了开辟一个新专栏的想法。

　　编委会讨论同意后．决定调法文部主任周敏仪来主持这个专栏，由我直接领导。我们这个专栏起名“编者札记”，定位在“札记”，避开了时评、评论的名称，由作者个人署名(多用化名)，保持低调。

　　初创的那一两个月．每周都是我同周敏仪合作，我出题目、出思想，共同讨论之后，由他执笔成文．我修改定稿。我们合作得程融洽。这个专栏发展得很快。一两个月后，参加的写手增加了。差不多编辑部的写手都为它写过文章．固定的几个人员还成立了写作组。

　　另一个可喜的是读者来信增加了。在周报的全部来信中，针对这个专栏的比例最大。报人都知道，赞扬也好，批评也罢，最怕的是沉默，得不到读者的反映．犹如盲人骑瞎马。英国《卫报》撰稿人、中国问题专家吉廷斯先生两次来信给穆友林(作者化名)讨论裁军问题。来信也常给编者提出问题．这些问题有些会成为我们的选题。来信者看到札记针对他所提的问题写成的文章发表，特别满意，最后成了本刊的积极推广人。周报做通联工作的同志．有信必复．并选择部分来信刊登出来。

　　外国读者怎样看待这个专栏?不妨选择几份有代表性的来信，从中可见一斑：

　　奥地利读者莱今格尔来信说：“你们的文章总是选中人们感兴趣的题材。”

　　美国人夏普说：“阐明中国立场的文章我最爱看。”

　　美国人格林特写道：“这个专栏是你刊一个主要的提高。虽然我不是总同意它的立场。但这不是主要的。它摈弃了不必要的空话．为提供争论和复杂领域的报道，起了有价值的作用。”

　　日本读者坂口弘说： “西方媒体歪曲报道中国内外政策的今天，你们努力把真实情况告诉读者，这非常好。”

　　美国读者戈林说：“你们用札记来弥补西方记者在理解中国事情上的先天不足，是很有必要的。”

　　哥伦比亚读者穆尼奥斯说：“这一栏引起我极大兴趣，它对拉美读者极为重要，因为我们对中国知道得很少。”

　　正像那位美国读者所说，“编者札记”是《北京周报》一个主要的提高，它给这个杂志增添了光彩。这个效果确实超出了我的预期。在周报多年．虽然始终积极工作，但我内心一直自责，对这本刊物没有什么贡献。这个专栏的创办和发展可算是做了一点弥补，我感到了一些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