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先讲几个值得回味的事。第一个事，我和《北京周报》有缘。我来《北京周报》之前，就跟《北京周报》的首任总编辑杨承芳一起出访印度尼西亚，那是1964年。那时是反帝反修高涨的时期，印度尼西亚是资本主义世界共产党的势力最大的国家，在民族独立国家里也是最有影响的、对我国最友好的一个国家，开国总统苏加诺对华很友好。我是代表《人民中国》、杨承芳是代表《北京周报》一起去采访，受到了很高的礼遇。这不是因为我们个人，而是因为是中国派过去的，所以才受到高度的重视。苏加诺总统和我们进行了座谈，座谈会结束后，还一起唱《国际歌》，一个民族独立国家的领导人居然和我们一起唱《国际歌》。第二天是左派和我们见面，印尼共产党的主席和两位副主席都参加了会见。第三天印尼共产党主席、副主席宴请我们，在雅加达的北京饭店，请我们吃中国菜，席间的话题就从吃菜上来的。主席说这是印尼人做的中国菜，吃起来跟中国的肯定不一样。让我们品尝北京烤鸭，我们一尝，味道果然跟北京的不一样，加了印尼的调料，印尼人很喜欢吃。杨承芳很有口才，脑筋也很灵活，当时就说，中国菜到了印尼，就是要印尼人喜欢吃，要符合印尼人的口味。就像主席所讲的马克思主义也应该跟印尼的实际相结合，也是一个道理。副主席就说，《北京周报》也好比是到中国菜，是在北京做的，但是要给印尼人吃，怎么符合印尼人的口味就有难度了。杨承芳说，我们就是为了使我们做的这道菜更符合印尼人的口味所以才到印尼来的，调查的。这件事对我的印象非常深刻，我们就是要把刊物做得符合外国人的味道，这是从一开始就一直坚持的。 

　　第二个事。我到外文局56年，到《北京周报》40年，我的大好时光都是在这里度过的，没有白度过，很多事情值得回味，经常想起来。特别是在老的总编辑汪溪、老段等人的领导下，我们搞有《北京周报》特色的文章。国家的新闻、国家的评论当然要有了，但是还要写出富有《北京周报》特色的报道、写出富有《北京周报》特色的评论，这个使刊物的影响就会很大。为了搞出自己的东西，那时花大力气。重大的主题，不惜版面，也花了很多人力，我们搞特辑、搞连载，一个连载文章有几万字，集中习作力量，除了编辑外，搞外文翻译的有写作能力的也一起来写，因为要赶时间，人力不够，齐心协力。写出好东西来，真是很高兴。我参加过的可以举几个例子。一个是关于西藏的报道，是纪念西藏自治区成立5周年的事，当时我对这些还不知道，老段说这很重要，要去采访，要我还有林戊荪一起去采访，交待我们要全面地、深入地报道西藏从封建农奴制到社会主义制度的变化。也不能干讲道理，要符合《北京周报》的特点，要研究怎么把严肃的主题和生动活泼的形式结合起来。后来我们去采访，写了3万字，汪溪河老段说先不发表，发表要等时机。等了一个月，到了第二年，在庆祝西藏自治区成立之前发表了，连续登了7期。外电每期都给转发。 

　　另外一个文章写的是陕西省的变化，陕西省中华文化和文明的摇篮，关于文化、文物方面的报道，很有意思，读者也很喜欢看，关于文物的内容在各地都很吸引人。在文章中写陕西省建设时，对读者采取一个实事求是、完全客观的一个态度，这就使文章很可信。文章写解放后周总理到延安看到来百姓的生活还是那么苦那么穷，总理很动情，说我们工作没做好，过去老百姓支持我们革命，我们现在对老百姓没做好。根本的问题是政策有问题，搞得合作化太快。改革开放后我们调整这个政策， 情况采编好了。这样讲述政策的变化，既讲好的，也讲失误，就跟更可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