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将召开的全国“两会”备受世人瞩目。“两会”上的选举民主、协商民主相得益彰，更加有利于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潜质——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以中共中央的名义下发的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专门性文件。其重要意义，不仅在于开创人民政协工作新局面，更在于站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高度，立足中国国情，总结实践经验，破解政治体制改革难题，开拓出一条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协商民主”的新路。
“政治上创造”的成绩不小，但难题多
邓小平同志30年前就说过：“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要在经济上赶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30年过去了，“经济上赶上”的成就有目共睹，举世公认；而“政治上创造”的难度似乎要大得多。不仅西方对我们民主政治建设的进展批评、责难甚多，我们自己也并不满意，甚至有几分焦虑。
西方敌对势力的批评和责难，既表露了他们习惯用其政治制度的模式作为人类政治文明的绝对标准，来对中国照搬照套、削足适履的政治天真；更包藏了他们希望将“颜色革命”从苏东推到中亚、从中亚席卷非洲，再从非洲蔓延到中国，搞乱中国、颠覆中国的政治祸心。对此我们要头脑清醒，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不因人家的说三道四、风吹草动而乱了自己的方寸。
我们的不满和焦虑，乃出自于“常怀忧党之心，恪尽兴党之责”的责任心。一方面应该看到，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的发展，不仅归因于经济政策的成功，也表明我们的政治制度可以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制度保障，自有其合理性和优越性，我们在民主政治建设上不必妄自菲薄。另一方面也要看到，十年后我们党将100岁，共和国也将72岁。70多年对一个国家来说并不算老，而对一个年届百岁又连续执政70多年的党来说已是资格很老的了。世界上这样的党并不多，能长治不衰、青春永驻更罕见。“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在新的十年直到本世纪中叶，党将面临如何长期执政、再创辉煌的考验。中国能否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抓住可以大有作为的战略机遇期，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行关键时刻的冲刺？作为当代有良知有责任心的中国人，都应怀着中华民族终将自强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夙愿，参与我们这个饱经忧患的伟大民族的集体沉思，并付诸行动。
最需要关注、需要沉思的莫过于，在民族复兴大业即将实现之时，我们如何避免功亏一篑，如何跳出“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率”？毛泽东同志早在新中国建立前夕，在与黄炎培先生的“窑洞对”里就说过，我们找出了一条新路，这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从毛泽东、邓小平同志所预言、所期望的民主政治建设着手，按照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的，“政治体制改革作为我国全面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而不断深化，与人民政治参与积极性不断提高相适应”，我们的党将焕发出更大的活力，我们的社会将像上世纪80年代初一样释放出又一轮强大的生产力。
“协商民主”在中国早已有之，为何又说是“一条新路”
民主政治建设，人类文明可资借鉴的成果多、教训多，各方面见解多、主意多，我们自己的头绪多、要办的事更多。我以为，只要符合国情的路，就坚决去试、大胆去闯，善于审时度势，开拓进取；只要卓有成效的事，就坚决去办、认真去办，善于总结经验，扬长避短。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指出，“在我们这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社会主义国家里，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广泛协商，体现了民主与集中的统一。人民通过选举、投票行使权利和人民内部各方面在重大决策之前进行充分协商，尽可能就共同性问题取得一致意见，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两种重要形式。坚持和完善人民政协这种民主形式，既符合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又体现了中华民族兼容并蓄的优秀文化传统，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要善于运用人民政协这一政治组织和民主形式。”与“选举民主”相配合、相协调、相补充的“协商民主”，尽管早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就开始实践了，现在中央进一步强调和规范，是要为中国民主政治建设开拓出一条新路，为实现“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进行新的“政治上的创造”。
上世纪90年代，西方国家在反思选举民主不足的基础上，也曾在学术界研讨过“协商民主”的理论，为何说“协商民主”主要是中国的“政治创造”？且不说中国早就有协商民主的政治文化传统，中国共产党实行协商民主的伟大实践和丰富经验，举世罕有其匹。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通过协商建立的。中国有世界最大的协商民主的固定平台——各级人民政协组织，各党派、阶层、界别、民族、宗教的代表以及海内外华人代表，按照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的要求，通过政协组织参与政治协商。在中国，协商民主作为与选举民主并列的一种民主形式，具有任何国家都未曾见到、不可比拟的持续性、广泛性、实践性和有效性。
既然“协商民主”在中国早已有之，为何又说是“要为中国民主政治建设开拓出一条新路”？这是就中国政治建设的实践需要和未来走势而言的。美国未来学者奈斯比特在其《中国大趋势》一书中提出，美国实行的西方式的民主制度是一种“横向的民主制度”，符合美国文化传统和国情。而中国实行的民主制度，则与中国的文化传统和国情相适应，这是一种中国政府自上而下的指令与中国人民自下而上的参与相结合所形成的新政治模式，奈斯比特称之为“纵向的民主制度”。他认为这与西方的“横向民主”截然不同。因为西方人想到一个自由、民主的社会时，脑海中出现的是一个横向结构，由无数个“个人”“平等地”选举出自己的领导。而“纵向民主的主要优点就在于，能够使政治家们从为了选举的思维中解放出来，以便制定长期的战略计划。”奈斯比特认为，这一模式显然是中国30年成功的一个重要保障。“现在回想起来，似乎没有更好的办法领导一个如此庞大复杂的国家走出贫穷、实现现代化了。”如果中国建立的是西方式的“横向民主”体系，那么大量精力会被浪费在竞选的争斗之上，大批候选人会提出无数个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案。而且，手握选举权的中国人根本没有民主决策的经验，“在戈尔巴乔夫改革初期的苏联就是这种状况。”在中国，这种情况很容易导致混乱，这是珍视和谐与秩序的中国人所不愿意看到的。因此，中国没有以民主改革的名义使自己陷入政党争斗的分裂局面，而是在一党执政体制内进行了调整。通过倾听自下而上的声音并且保持高层的决策权，中国以这样的政治体制才能走出贫穷。
“协商民主”体现了人民当家作主这一社会主义民主的核心价值理念，拓展了社会主义民主的深度和广度，培育了国家与社会之间合作型政治关系
奈斯比特正确地看到了中国国情对于政治体制选择的基础性作用，看到了“纵向的民主制度”的特点在于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在于“中国政府自上而下的指令与中国人民自下而上的参与相结合”。但他未能进一步剖析，如何实现这种有效结合并确保其民主性质？如何做到不断地“通过倾听自下而上的声音并且保持高层的决策权”，使“纵向”也能“民主”，也是“民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