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总理李克强5日在2014年全国两会上表示，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不动摇，落实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进入2014年，中国省区相继将“单独二胎”政策纳入立法程序。
“婴儿潮”的出现数量上不会到惊人的地步，时间上也不会拖得很长。“单独”二孩政策落实，在全国范围内可能会影响1500-2000万单独家庭。来自国家卫计委的调查数据显示，大约50%至60%的夫妇愿意生育第二个孩子，估计二孩生育量750-1200万。但“意愿生育率”一般要高于“实际生育率”，因为生育决策要考虑抚养成本、抚养人力、时间精力等诸多条件变量。表态固然容易，但当面对现实的时候，才知道“生得起养不起”的巨大压力。影响生育率的与家庭性质关系不大，但与家庭所处的社会环境和夫妇所处的年龄段关系较大。也就是说，比照双独家庭很低的生育率，可以预测单独和非独家庭的生育率也不会高。所以实际情形很可能不到30%的单独家庭会选择再生育，全国总量估计在450-600万之间，但二孩生育量是分散分布的。考虑到这么多家庭不会集中生育而是错开生育的事实，总体看“单独二孩”不会导致严重的出生堆积给公共资源带来太大的压力。
其次，单独二孩政策出台之后，全方位的改革拉开了序幕。生育政策的改革不是单项改革所能完成的，生育政策的改革实际上是生育权限改革、生育导向改革以及生育的服务和保障改革三位一体、同步推进的过程。因为人口是慢变量，具有隐秘性和滞后性，生育政策改革理当成为公共政策领域的首选。
在现实生活中，无论是双独还是单独，家庭决策“二孩生育”时不仅要面对高昂的生养成本，而且要面对不堪忍受的行政阻力成本。按照现有程序和规定，办理二胎准生证，需要夫妻和双方父母户籍所在地出具相关材料并多级盖章，整个过程充满了不确定性。有不少双独、单独的夫妻被折腾得几近崩溃。办证难产生了相反的示范效应，时间损耗成本、心理痛苦成本、机会错失成本等都让人望而却步。有些夫妻在政策上符合“生育二胎”的条件，得知办证如此之难，表示暂时不会考虑二胎。人口流动迁移、人户分离更使异地办证难上加难。中国早已经掉入了“超低生育率陷阱”，诸多因素使得中国要跳出陷阱可谓困难重重，很多单独家庭畏难却步，更不要说有多少家庭会生三个及以上的孩子了，可谓是微乎其微、不足为道！实际情形是是否再要一个孩子成为很多单独家庭幸福又纠结的选择题，我们要善待决心再要一孩的家庭，多生一个孩子利国利家，所以要构建家庭友好、生育优化的政策体系。由此说明生育服务政策的改革何其必要又多么紧迫！国家卫计委已经表示，政策调整后，各地应尽可能简化再生育审批程序。针对群众反映的办证难问题，各地要认真调研，寻求解决方案。这种表态还需要有实质性的后续改革来落实，否则难以奏效。
为应对即将放开的“单独二胎”政策，卫生计生委要做到“底数清心中定、家无忧民无怨”，事先调查清楚单独家庭生二胎的意愿和孕产安排，掌握所有家庭的生育信息，以便合理安排公共卫生资源，更好地为单独二孩政策落地保驾护航。一些公共资源紧缺的城市医院产科已经或者可能爆棚，如果再不增加资源供给（如预备产床、准备人手），新政启动后的供需矛盾将进一步加剧，为此预先登记建档、做好应急预案、为急难者开辟绿色服务通道都是十分必要的。
此外，生育年龄的推后可能导致二孩生育的不孕风险和出生缺陷风险提高，确保“二孩生育”的优生质量也是政府不可推卸的社会责任。据调查，我国近年来不孕不育症存在着上升的趋势，适龄产妇的不孕不育患病率大幅增长。数据显示，国内不孕不育的平均发病率为12.5%~15%，也就是每8对夫妻就有一对不孕不育，中国不孕不育患者人数已超过5000万，其中全国1/4的不孕不育患者久治不愈。研究表明，高危孕产妇出生缺陷儿发生率高于正常人群，孕妇年龄大于35岁，胎儿为唐氏综合征的可能性为30％，远大于正常人群发生率（0.14％）。在我国，2001年-2006年卫生部以医院为基础的出生缺陷监测结果显示，出生缺陷发生率呈逐年上升的势头，每年有80万至120万出生缺陷儿诞生，占全部出生人口的4％到6％，其中包括约22万例先天性心脏病，10万例神经管畸形，5万例唇腭裂及3万例先天愚型。根据我国出生缺陷监测和残疾儿调查结果，全国累计有近3000万个家庭曾生育过出生缺陷和先天残疾儿，约占全国家庭总数的近十分之一。我国每年出生缺陷患儿的治疗费用高达数百亿元，维持最基本生活费用也高达数百亿元，给国家造成的间接费用估计在数千亿元之巨。
推进实施婚前检查、产前诊断、新生儿疾病筛选三大措施尤为重要。通过婚检，医生可以提供婚前卫生咨询与指导，从而把好优生优育的第一关。孕期要进行围产保健、产前检查，从而能够及时发现高危妊娠，及时处理。加强产前诊断也是降低新生儿缺陷率的重要手段。为降低这些风险，卫生计生职能部门要为广大家庭提供可靠、可及、可亲的基本公共服务。做到政府买单，一视同仁，对常住人口和流动人口提供均等化的基本公共服务，包括免费孕检、提供可靠的叶酸补充剂、优孕优生的指导、减免低收入家庭的分娩费用、建设和完备确保“安全分娩”的责任伦理和技术力量等等。 （作者系北京大学人口所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