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0日，北京市发布了《北京市2010年公开选拔领导干部工作公告》，向社会公开选拔241名局长、处级领导干部和国有企事业单位领导人员。“一石激起千层浪”，第一天突破67万人点击率。
不可否认，工作单位是中国社会最稀缺的资源，它不仅是工资福利和安全价值的结合，而且是每个中国人社会地位的标志。工作单位可分不同的级别，一是党政机关，二是事业单位，三是企业单位。按平均每人获得的财富上判断，自然将人分成了三个等级的社会阶层。
显然，我们每个人可以在不同的单位从事不同的职业，如单位负责人、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和生产运输工人，但是做同样的工作，在不同的单位里面，工资福利可以相差很多，这也是中国出现贫困差距的根本原因。
一般来说，单位级别起高，单位越有钱，职工的福利就越好，例如，一些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工资收入明显低于资本密集型的企业，公务员的待遇要明显高于中小企业的收入。
好的单位不但提供就业和发放工资，更提供终身雇用和论资排辈，提供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保障，自己的食堂、医院和幼儿园，甚至小学、中学和技校，所以，一个好的单位可以做到完全的社会福利。在中国社会分层中，除了高考和户口外，另一个能决定个人地位和福利的就是工作单位。
单位自身也在演化分级。从1984年起，城市改革启动，生产责任制和农村地区相似，但是后来一些赢利的企业不是把钱花在研发上，而是用来增加职工的工资和奖金，不断提高的自主管理权也带来越来越多的腐败案件，国有资产流失可见一斑。
成长起来的非公有企业，在制造业、零售业、建筑业、长途汽车运输业、宾馆酒店取代了国有企业，但这些企业没有钱维持企业职工的社会保障，职工的退休工资和医疗费用受很大影响。
而公有企业成为了垄断行业，在国防、重工业、能源、航空和铁路运输、邮政和电信都没有受到大的影响，人力资源向这些行业涌动，这是目前社会分层、两极分化的主要原因。
市场经济天生贫富差距。马克思曾经说过，“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相关”，因此，政府需要协调社会各阶层间关系，主要协调各阶层间的单位关系，而协调各阶层间的单位关系首先应该缩小贫富差距。
阿曲蒂亚·森指出：并不需要在人类意识中——通过道德说教伦理训斥来存放正义或公平的思想，那个空间已经存在，问题在于如何系统地、令人信服地、有效地运用人们确实具有的普遍关注。
追求社会公平，这是一个社会政治、经济、文化、道德、法律等多方面的综合性问题，人们在利益上某种形式的无差别性，也就是对各个阶层都“一视同仁”。人们总是在试图营造一个人人满意的理想化的公平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人与人和谐共处，社会福利持续增长。
按照中国目前的体制，最好的单位是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而中小企业、劳动密集型企业却招不到工人，农村和社区迫切需要大量的人才，最大问题是利益分配的不均衡。只有消除单位之间、行业之间和企业之间的收入差距，才能引导人力资源在全国各个行业的流动，才能达到帕累托最优。
因此，政府在协调社会阶层不平等至少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建立顺畅的利益表达机制。随着社会转型，阶层分化和利益多元化是必然趋势，而这些变化都是利益主体意识觉醒，进而激发出强烈的利益表达的愿望。当务之急是对利益弱小的阶层设定制度安排，以促进相对和谐关系和利益格局的形成。
二是建立畅通的社会流动机制。公务员可以当工人，或者工人可以当公务员，农民也可以当公务员。阶层间自由流动、相互开放和平等进入，即“每个人在最广泛的基本自由体系中都应享有平等的权利。”任何阶层特别是具有较高位置的阶层不应以任何理由人为地设置障碍，排斥其他阶层的社会成员进入本阶层。
三是要建立公正的社会分配机制。完善税制，加强税收征管，调节过高收入，努力缩小职业间的收入差距是当务之急；即便是按贡献分配的收入差距也要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健全全面的社会保障机制，让全体人民也能共享改革开放、社会发展带来的丰硕成果。
一个社会的流动程度越高，意味着能为社会成员提供更多的希望和机会，相反，一个社会的流动程度过低，社会各阶层间相互封闭，那么群体间发生摩擦和冲突的可能性大。一个社会应当通过必要的制度安排和政策规定，来保证各阶层间自由流动、相互开放和平等进入的实现。
目前中国的职业体系并不完善，许多收入和地位差异并不取决于个人素质，而取决于单位性质；用人制度也不健全，一个人进入单位并不是通过公平竞争，这都是收入分配中不合理现象。
我们每一个人，只要具备了某种能力，就应当有机会按照自己的意愿得到相应的社会位置。不管他们在社会体系中的最初地位是什么、亦不管他们出身是属于什么样的阶层，都应当有大致平等的教育和成就前景。
无论是起点的公平、过程的公平、还是结果的公平，都要妥善协调阶层间利益关系、正确处理阶层间的矛盾、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这是中国和谐的真正力量。
这样看来，比钱更时兴的财富不是工作单位，而是一种公平正义的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