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6日，贵阳市政协在贵阳国学大讲堂的支持、协助下，主办了第二届“爽爽的贵阳学术交流论坛”。本次论坛邀请了来自北大、清华、复旦、浙大等知名大学的近二十位专家学者就“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展开交流和讨论。主办方希望通过国内名家在贵阳的学术交流和讲学活动，推动贵阳市各级领导干部“读经固本、读史开智”，提高理论修养。引导民众了解传统、认识现代，提高文化素质。
贵阳市政协主席陈石出席学术交流活动并致欢迎词。陈石说，多年来，贵阳始终将生态文化建设放在与生态经济发展、生态环境保护同等重要的位置。市政协积极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助推地方文化事业发展。本次学术交流活动是宣传推介“爽爽贵阳”的一条有效途径，也是推动贵阳文化发展的一种尝试。
请善待自己的传统文化
彭林：清华大学教授
中国人对自己的文化以前从来没有丧失过信心，但后来我们对自己的文化开始怀疑了，这大致从鸦片战争的时候就开始了。近现代来，西方文化强势进入中国，学术界甚至有人认为，在中西文化的坐标上，西方文化在顶端，东方文化在低端，胡适、刘半农等人就是这样看待的。最早自觉捍卫中国文化自信的人是梁启超先生，他提出中西文化是两个并行的文化体系，各有长处。
走到今天，我们要不要读本民族的经典都会常被拿来热议。这多多少少意味着，我们正面临一个传统文化日渐式微的严峻现实。
我们每一个中国人，每一个炎黄子孙，都要热爱自己的母文化。为什么我们现在要起来鼓与呼，是因为我们的文化在近百年来，已经流失得所剩无几了。我们并不是排斥外来物品，而是强调一个国家的文化一定先要有本位文化，而且本位文化一定要很稳固，这时再去吸收外来文化之长，才是完全必要的。我们现在的情况并不是这样的。自1840年至今，中国文化的流失已经到了非常危急的关头，如果我们这时不去努力打造本位文化，做大做强，而且还嫌西化得不够，悲剧就要发生了。
点评
戴建业(华中师大教授)：近百年来，经学逐渐在走向消亡，没有自己的文化自信，如何在世界文化中立足？中国人要以“礼”为核心重建文化自信、本位文化。如若一个民族对自己的文化缺乏自信，会带来很多困惑跟问题；“礼”的核心为“敬”，背后有“义”跟“道”，如果一个民族什么都不信仰什么都不敬畏的话，就会不断突破道德的底线。
从传统节日看中西文化
童芍素：浙江大学教授
节日是被赋予了文化内涵的特殊日子。传统节日民俗文化是漫长农耕时代中华民族所积累的生存文化和生活智慧。传统节日的特点是民族世代传承，广泛参与。传统文化、生活的精粹在节日里得到集中展示。节日是最贴近民众的生活，因植根民众生活而生生不息。在人和自然、人与人、人和自我的关系中，都有节日的表述。传统文化不仅仅存在典籍中，也存在于民俗文化中，民俗文化具有母性气质，包容开放／亲近鲜活。民俗文化的重要性有四点，一是维护文化多样性；二是增强民族归属感的主要依据；三是丰富的文化资源，侗族大歌就是贵州珍贵的民俗文化。它是贵州向外展示自己文化形象的资源。四是享受文化，文化下乡实际上是送不来文化的。文化只能民众自己去创造才有活力。
西方节日文化起源于宗教故事，在生态自然观上比较欠缺，西方节日主题简明：征服，向自然索要。西方节日比较欢乐，商业成分也多。中国的传统文化节日更重视回归自然，重视人际关系。西方的节日张扬的是个人的价值。
今天我们的时代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简单地还原传统节日民俗既不现实，也不符合当代人的需要。如何做好传统节日现代表达，比如节日纪念品制作等等，是我们要考虑的。
点评
王守常(北京大学教授，中国文化书院院长)：用陈寅恪先生的一句话来点评吧，当一个民族要大胆接受外来文化的时候，不要忘记自己的民族文化！
道德与底线
张志刚：北京大学教授，北京大学宗教文化研究院院长
“道德金规则”是近几十年来东西方文化传统比较与对话的热门话题之一。所谓的“道德金规则”就是道德的最高原则，许多中国学者迎合西方学者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当做中国文化的主流传统，这种理解颇有值得商榷之处。从《论语》全文来看，孔子不仅说过“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而且把“仁”规定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是否表明后一种表述方式更合乎儒家伦理所追求的道德境界呢？这其实深含了中西方文化传统在道德原则问题上各有不同的伦理思路。
儒家是着眼于“人际关系”来探讨道德的最高原则及其实践途径的。相比之下，《圣经》里关于“爱”的教导则是以“神人关系”为着眼点，并以“爱上帝”为前提或出发点的，这也是东西方文化伦理观的区别。
中西方文化的比较研究应该着眼于现实问题。近几年来，国内媒体频频曝光的大量道德败坏事件，引发整个社会争议“道德底线”问题，我们是否可以认为，这场争议的本身就显得很悲哀呢？众所周知，所谓的道德就是指人类生活的准则，社会行为的规范。这便意味着，道德所要规定的是人类生活与社会行为的正面而积极的价值取向，是对“真善美”的追求、对假丑恶的唾弃。所以，道德原本应该是崇高的、理想化的，而“社会行为底线”则是由法律来守护的。可现如今，不仅平民百姓为社会行为的道德底线而担忧，甚至伦理学家也在忙于“制定道德底线”，这难道不令人悲哀吗？
点评
张桥贵：云南民族大学教授、副校长，中国宗教学会副会长
在中西方思想文化的比较研究尤其是宗教思想的比较研究中，特别强调道德金规则在东西方的不同表述：中国儒家的“仁”和西方基督教的“爱”表面上有相似之处，其实有着深刻的差异，我认为应当抱着批判与借鉴的态度，从理论与现实两方面回答道德与底线的问题。
重提“文化自觉”未为晚也
杨念群：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副所长
1918年，被称为“中国最后一位儒家”、著名学者梁漱溟的父亲、国学大家梁济在北京玉渊潭自杀，留下洋洋洒洒十多万字的遗言。梁济认为，民初缺乏一种“道德维系”，是一种“道德沦丧”；其实并非如此简单，“道德”实际上建在一种“政教”关系的基础之上。
西方的政教关系是“上帝的事情是上帝的”“凯撒的事情归凯撒”。中国的“政”并非是单纯的行政职能和世俗的王权，而是包括训导、规范思想与道德行为的功能；“教”并非是单纯的教书育人，传授知识，而是一种道德标准的培训。中国没有“意识形态”，而是一种道德意识的培养。
“政教”关系的制度支持是科举制，“科举制”不是一个单纯的考试制度，而是一个“自由分配”为核心的政教体系，分别把上层与底层的政教关系勾连起来。
我们再来看看乾隆皇帝的“教养观”，他要求官员推行“教化”时要“政”“教”“养”合一，处于联动的状态，不可偏废。
那么，“政教”关系瓦解的后果是什么呢？“科举制”的崩塌直接导致“士绅”阶层的消失，新式学堂的培训的是技术人员没有“道德观”的训练。“地方自治”陷入混乱。
清帝退位导致帝王、官僚、士绅构成的“政”“教”“养”联动体系趋于瓦解。“政”“教”“养”被截然分开，学堂在训练上重“养”的一面，中层官僚难以确认自身的教化责任，这是遗老如梁济提出保有“国性”的理由。当我们多年后再来审视这段历史、重提文化自觉，亡羊补牢，还为时未晚。
点评
蒲亨强(西南大学教授)：杨教授对一个宏大的命题落实在具体的领域，做了实证的研究，即从社会制度层面、政教关系谈中西方文化的差异。因为面临某种希望的破灭，梁济用自杀来警醒世人，引发对于过去一段历史的重新审视与思考。
儒释道的融合
郑学檬：厦门大学原常务副校长、教授
为什么印度佛教向东而不是向西传播？2004年初夏一个报告会后，当时荷兰皇家科学院院士施舟人先生回答说：因为公元前五世纪基督教已经在小亚细亚出现了，佛教传到那里时，其一些教义被基督教吸收了。所以佛教西传止于此，后顺丝绸之路经巴米扬东传，又顺张骞通西域的路径，悄然于东汉明帝时，白马驮经，到达洛阳。
综上所述，佛教之所以能传入中国，有语言、路径和文化观念等因素，其中儒道思想、老子思想与佛教思想有某种相通之处，互为媒介，相得益彰。
点评
曾亦(同济大学教授)：有时候能够提出问题比解决一个问题更为重要，当年宋高宗对儒、佛、道三教评价说佛修心、道养身、儒治世，都被当时的统治者所接受，说明他们已经意识到，治理国家，总有政治、法律等制度手段管不到的地方，就要交给宗教、礼仪道德去治理。
魂归何处
马良怀：华中师范大学教授
我想从中西方对于人类终极关怀上面的差异，来谈谈东西方文化当中，有限的肉体生命结束之后，灵魂在何处安顿的话题，因为不同的文化，对此一定有不同的解答。
对于我们中国人、黄土地上出生的子民，更多的是将灵魂安顿在自己生前的家园，比如我们看到过外乡农民工一定要将去世同伴的尸体背回故乡；多年前湖南湘西专门有一种职业叫做“赶尸”，要把客死异乡者的尸体送回故乡。
中国属于内陆型农业大国，人们世代在自己的土地上耕作、生活、安住，很少迁徙，中国人在思考“我从哪里来”这个问题时，首先想到的是“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是从父辈一直往上追溯的故乡、家园里面来的，这里有他们祖先的牌位、祠堂、族谱、坟墓，一定要到那个空间里面，灵魂才能归去。
中国人对于故乡、家园的观念根深蒂固，即便是有些人漂洋过海到异国谋生，一代、两代、甚至三代人，他们还是会把最初的故乡放在心里。
由此产生的中国人的生死观，是希望人死后跟生前一样，只是进入另一个世界跟故去的亲人们团聚、享受跟生前一样的生活。考古发掘古代的皇陵，出土的一切，跟死者生前的生活场景、物品都并无二致。
也就是说，中国人认为，人死亡之后灵魂并不是像西方人那样进入天堂，而是另一个世界：“魂归故里”。
而西方人则完全不同。西方文化主要来源于宗教文化，自亚当、夏娃偷吃伊甸园中的智慧果而被上帝赶出天堂之后，西方人便开始了同大自然的分离和抗争。“罪感文化”使他们将对上帝的依赖、对来世天堂的向往和追求视为人生最重要的事情，由此而淡化了诸如血缘、社会、群体等方面的关系。
对西方人来说，上帝是人们能否进入天堂的唯一审判者，那么人活在世上就要不断地赎罪，死亡时经过“末日审判”，证明你赎了罪，灵魂才能回归到天国里。
由此，中西方人的生死观形成了截然不同的表现，东西方人灵魂不同的回归带来的影响是不一样的。
点评
郭晓东(复旦大学哲学系教授)：马教授在简洁的发言中提出中国人的灵魂安顿在家园、西方人的灵魂安顿在天堂，是一个很有启发性的论题。但是我想补充的一点是，西方文化有两个源头，一个是宗教文化，还有一个是希腊文化。希腊文化也非常重视家园意识，他们认为，对一个人最严重的处罚就是被他所居住的城邦所驱逐。
中国人的“气”与西方人的“原子”
吴根友：武汉大学教授
在关于世界构成的认知方面，气论，以及由气论而形成的阴阳、五行观念，无疑是传统中国的主流思想，它贯穿于中国人思维的方方面面，即使在今天，以气为前缀与后缀的词仍然很多，比如说，人气指数很高，这个人的气场很大。
在古代，《周易》、道家讲气最多。《易传》说：“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即是阴阳。又说：“一阴一阳之谓道”。老子说：“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庄子说：“人之生也，气之聚；死也，气之散。”
以“气论”为核心的思维方式是事物的动态的、整体的、非精量化的结构分析，尤其在处理静态的物质时难以作结构性的、分析的处理，而且也不利于对事物的结构作层层的分析。
从中西比较的角度看，气在汉语中是最普通的词汇之一，翻译成英语却成为最困难的词汇。主要原因在于西方人从古希腊以来就缺乏这种关于事物构成因素的认知方式。古希腊的原子论及其原子观念与现代物理学中的原子观念大相径庭，但二者之间关于世界构成要素的思维方式却是高度一致的，即寻找构成世界的最小元素。从古代的原子论到现代物理学的量子力学，西方哲学与思想的主流传统是分析还原式的认知方式。化学中的化学元素说，现代生物学说中的基因说，都是这种分析还原式的认知方式在不同学科体系中的具体表现。
直到现在，西方的自然科学还是在这种分析原还的思维方式主导之下，日益推进着自然科学向前发展。但我们也不要忘记，中国传统的气论思维方式也仍然有他的现代价值。在生态、大气层等各种大尺度范围内，气论思维仍然可以发挥其作用。以气论为核心的整体的、功能性的、动态的思维方式，将宇宙看作是一个生命的动态的存在样态，在原则上仍然是正确的。在中西文化的比较过程中，应在求同存异的过程中，综合二者之长，将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处理得更好，从而增进人类的幸福。
点评
张三夕(华中师范大学教授)：吴教授提出命题显得很形而上，又很冒险，但是我对于他提出的中国人的思维基础以气论为核心、具有整体性和动态的思维方法是值得肯定的，有着比较现实的意义，他可以使我们在现实思维中多一个维度跟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