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之对话”现场
中德合作的《启蒙的艺术》大型展览的附属活动“启蒙之对话”第二讲于7月14日在国家博物馆顺利落下帷幕，此次论坛的主题是“启蒙与艺术”。
出席本次论坛的嘉宾包括中央美术学院院长潘公凯、德国慕尼黑现代美术馆展览策展人兼《启蒙的艺术》展览策展人卡克(Joachim Kaak)博士、国家博物馆副馆长陈履生、北京大学艺术学系教授朱青生、德国柏林自由大学艺术史系李卡利施（Jeong-hee Lee-Kalisch）教授。论坛探讨了启蒙运动对于中西方艺术在各自发展历程中所起的作用，以及对于当代艺术发展的启示。
潘公凯在主题为《启蒙思想与20世纪中国美术发展的策略选择》演讲中提到，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一方面被欧洲和日本列强倾略，丧权辱国，另一方面是启蒙思想由知识精英传入，引起了中国的资产阶级改良和革命。反帝救国成为整个中国近代压倒一切的思想主题，美术也不例外。中国在视觉艺术方面主动向西方学习开始于清末的“图谱之学”，以标本绘制与机械制图为主要内容，其背后的基本观念是科学，目的是“救国”与“强国”。清末民初，知识青年开始赴日本与欧洲学习西画，即“纯艺术”，主张以西画技法改造中国画。其后面的基本观念也是“科学”，与此西化思潮相对应的是“国粹主义”的兴起。 “国粹”一词正是来源于德国“民族精神”的观念。邓实与黄宾虹即是美术界“国粹主义”的代表。“西化”与“国粹”成为两大对立思潮。“西化”思潮在传播启蒙思想，国粹思想看似在抵制启蒙思想，但实因西化思潮而起，二者的理论资源都来自于启蒙思想。在20世纪的中国美术界，还有两股思潮并行,一是主张用中西融合的方法改造和发展中国美术，称为“融合主义”，另一个主张动员大众，服务大众，达到救国图强和社会改造的目的，称为“大众主义”，这四大主义面貌极为不同，甚至互相对立，但其理论来源都与启蒙思想有关，都是启蒙思想的传播与变异。
研究东亚艺术史的李卡利施（Jeong-hee Lee-Kalisch）教授谈到，在中国早就存在“启蒙”或者说“启蒙思想”，不管是强调“天人合一”，还是艺术上主张从传统和常规思维中解放出来，中国的艺术自古以来自身就具有“启蒙”的色彩，代表人物包括陶渊明、苏东波、扬州八怪和八大山人等艺术家。
北京大学艺术学系教授朱青生谈到，德国此次组织这次“启蒙的艺术”展览，令人联想到，也许在启蒙运动时期中的德国正犹如“改革开放”时期的中国。德国人意识到国家需要开放和发展，同时主导开放和发展的思想却来源于国家之外，同时他们又不愿意以外来的思想来代替本国的思想和精神。这样的一种既要开放又要坚持的心态是一种特殊的启蒙，而这种特殊的启蒙在艺术上必会有所反映，也许可以从此次展览中看到。
国家博物馆副馆长陈履生则对《北京周报》说，目前，公众对“启蒙的艺术”这个大型的展览要理解起来确实存在困难。中国人大多数没去过欧洲，不了解启蒙运动的历史，“国民的教育需要一个过程。我们要有信心。”陈履生说，西方的博物馆有几百年历史，国博到明年才100年历史，中国公众没有建立起自身与博物馆的联系，进来以后看这个展览也许只是走马观花。
“也许观众今天来国博，对启蒙的艺术不了解，下次来甚至下下次也不了解，但他们同国博建立了联系，当博物馆成为人们生活休闲的一个场所，久而久之，即使不懂也会上网去查。”陈履生说，“办展览就是为了让中国公众了解西方，办论坛就是为了让中国公众加深对展览主题的理解”。
“启蒙之对话”系列论坛由中国国家博物馆和德国墨卡托基金会共同举办，以每两个月为一周期陆续展开，作为《启蒙的艺术》展览的附属活动，对话共包括展览的背景、启蒙与艺术、启蒙与它的中国史、启蒙与现代、启蒙与知识文化5个部分，该论坛将持续一年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