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 曾文卉 法兰克福报道）法兰克福书展期间,中国作家李洱的作品《花腔》的德文版在德国面世。在与德国读者的交流会上,李洱通过讲述自己阅读西方文学和中国古代文学对自己创作的影响,探讨了当代中国文学创作的主题和叙事资源。
李洱毕业于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上大学时开始写作。他谈到,20世纪80年代,西方现代文学(1857年福楼拜之后的文学)开始进入中国,中国人逐渐开始接触其他国家的文学作品,如德国被称为“废墟文学作家”的伯尔、哥伦比亚马尔克斯等。他表示自己最喜欢的作家是法国作家罗曼.加里和德国作家托马斯·曼。
已经第四次来德国的李洱提起自己同德国朋友交流时,德国人经常认为中国很多青年作家的作品是对西方作品的模仿。李洱非常坦率地承认了这个事实,他说,“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前,所有的青年作家都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包括这次来参加法兰克福书展的所有青年作家和中年作家。我不认为这件事情是丢脸的事情。”李洱解释,托马斯·曼的《死于威尼斯》、 乔伊斯的《尤利西斯》等很多重要作品也受到到希腊神话的影响。不管受到什么影响,都没有影响到这些作家大师的地位。托马斯·曼如果只对德国读者有意义,就不是现在文学史上的托马斯·曼。李洱笑道,“如果托马斯·曼听到,他的创作曾经深刻影响到我的创作,他会很高兴的。”
李洱认为,西方现代的伟大作品已经成为中国作家非常重要的叙事资源,他们不仅仅属于欧美,也属于中国,“这一点也成为我们今天交流的基础,”他说,有时,西方的作品反而比中国的作品更能击中中国的现实。24年前,李洱第一次看到《百年孤独》,将书从上海带到了河南,这本书被祖父看到,他的祖父问,这个作家是不是曾经在中国生活过,除了人名和地名的不同,小说写得全是中国的故事。李洱解释,中国作家那么喜欢西方作品,是因为很多中国作家从这些西方作家身上读到了自己的生活,愿意把西方伟大的文化传统当成自己的传统。
但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中国作家又开始把目光投向自己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李洱说,中国作家开始重新阅读《诗经》、《论语》、《道德经》。仅仅十年以前,中国作家还认为海明威、托马斯.曼是中国人,杜甫、李白是外国人,当中国同西方交流更密切,更多地融入西方世界,反而开始更加重视自己的传统。李洱非常推崇红楼梦,“中国卖得最好的小说依然是曹雪芹的《红楼梦》,《红楼梦》的销量等于来到德国所有中国作家的销量总和。”在李洱的小说当中,出现了很多《红楼梦》中的人名和地名,如小说《花腔》中主人公最后死于大荒山,地名便是源于红楼梦。他说:“虽然中国从各个层面上同西方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进行密切地接触,中国的人文文化、人文传统却依然在发生深刻的作用,在这样一种背景下,中国作家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文学传统。”
李洱谈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在中国的城市、农村都可以看到西方的影子,电影院放得都是西方电影,中国卖得最好的教材是英语教材,同时,在整个中国农村,所使用的劳动工具还是西汉的劳动工具。因此李洱在同德国总理默克尔会面时便说,在中国农村可以看到前现代、现代、后现代的并存。爷爷辈的思想处于前现代,父母的思想处于现代,孙子辈的思想则处于后现代,这就是中国的现实。李洱认为,“这样一种现实在中国作家的作品当中仍未得到充分的展示。中国一方面已经充分现代化,但今后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中国一方面存在着极度的贫穷,但同时在城市的生活中却又存在着极度的放纵和狂欢,把前者称为‘重‘,把后者称为‘轻’,中国文学的主题充斥着‘重’与‘轻’的不停变奏,所有这些都可能是中国作家未来创作的主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