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符合条件，单独女打算与后妈抢生二胎，昨天女儿杨红到广东首个二胎咨询室咨询。杨红是单独，但正当她计划二胎时，父亲娶了一个35岁后妈，从未生育过的后妈担心年纪大不好生，打算早生，这样会影响杨红怀孕，两人当街大吵。（2月23日广州日报）
如果后妈先生孩子，继女就可能不能被认定为独生女，从而丧失了生二胎的权利。而如果继女先生孩子，虽然后妈由于从未生育且其丈夫先前只有一个孩子拥有合法生育权，但她的生育权却可能“赢了法律，败给了时间”，被变相剥夺。这看似只是一场偶遇的笑话，但实质上反映出改革过程中，相同政策使不同群体有着不一样甚至相互冲突的权利诉求。
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这标志着“单独二孩”将正式放开。“单独二孩”可谓是改革过程中又一次大胆假设，该政策的实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我国劳动力减少、人口总量逐步衰减的压力，更彰显出我国生育政策改革有序的软着陆。
然而，在法治国家中，所有改革都需要上升到法律的高度，通过制定法律赋予改革成果以权威性、确定性。另一方面，更须通过民主、科学的立法过程，权衡各方利益冲突，扩大改革受益群体，将改革所带来的阵痛降到最低，让政策真正落地、合乎人民利益。
以前述事件为例，继女和后妈冲突最直接的原因在于对“独生子女”界定的担忧。在严格意义上，独生子女指本人没有同父同母、同父异母或同母异父的兄弟姐妹。然而，笔者以为可生二胎的“独生子女”应当不局限于严格意义，需要对其作出合乎政策原旨的扩大解释。
生育指标是一种可供选择的权利，允许“单独二孩”，在某个角度上，可以看作是对于独生子女父母遵守计划生育政策、法律的某种奖励和激励，让他们的子女相对于“非独”有更大的生育权，以实现实质上、结果上繁衍后代平等权利的公平性。
因此，笔者认为，至少有以下群体需要拿出来单独讨论。首先，父母依法生二胎，但兄弟姐妹在没有生育前死亡的，应当视为独生子女。其次，父母离异后再婚生育，如果该生育指标基于再婚配偶尚未生育而依法获得，即使父母双方均各自再度生育，本人也应视为独生子女。因为其非同胞兄弟姐妹的生育指标并非来自其父母，而来自于再婚配偶最基本的生育权。在现代社会中，公民本就只有在极其特殊的条件下才将和继父继母产生法律关系，如果因继父继母自然权利的实现，而丧失自身权利，并不符合法律的公平理念。
最后，在各地生育政策中，存在着特殊的“二胎”，即因兄姐“患有非遗传性残疾，不能成长为正常劳动力”而获得“出生资格”的。如果经法定医疗鉴定证明兄姐并没有生育能力，这个“二胎”也应被视为独生子女。
法律之所以能令人信服、遵守，不仅在于能合理地处理普遍问题，还应在特殊的细微之处彰显特殊的公平正义，对特殊群体给予特殊的法律人文关怀，方显单独二孩政策的初衷。有关部门应根据这种理念推动相关立法，对单独二孩的大胆假设进行小心求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