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语言教学是语言工作者是份内事
如今的大学语文教学普遍存在着课时少、没有专门的语文教研室、经费少、教师发展空间小等等掣肘的问题。这些问题的出现仍然离不开上面说到的重理轻文和浮躁的社会氛围。）然而，这些语言教学上的问题，也不是今天才出现的，早在50多年前，吕叔湘先生就写过一篇文章《语言工作者当前的任务》，在这篇文章里他就批评了大学不设语言教研室的问题，并且强烈地呼吁学校应该重视语文教学。
长期以来，除了社会氛围的问题，语文课之所以在大学里不受重视，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与教材和教师有关系。一个学科的设置要有教材作为蓝本，要有专门的人才来从事教学，还要有学生来听，教材、教师、学生，都是要在不断完善、改进和提高的。对于语文教学来讲，吕叔湘先生曾提出，语文教学是语言工作者分内的事，我们的语言工作者必须关心教学工作者，要通过我们的研究，让教学工作者体会到如何才能把教学工作做得更好。
但是，现实中的状况却往往是，语言研究者并不关心语言教学，只是在词与词之间玩文字游戏，研究“比一点差一点”该怎么说。当然，这个可能也需要去研究，但是如果研究仅限于此，就是不够的，语言研究者必须研究一种“架桥能力”。
其实对于一个语文教师来说，水平的高低不在于本身知识有多丰富，这不是否认知识的重要性，而是说他的业务水平高低的分界线是他“架桥能力”的高低，也就是说教师会分析文章，要教会学生也会分析文章；他会使用这个字或词，要能够教会学生也会使用，从老师的会到学生的会，需要一个“桥梁”，这才是语文教育者业务水平的真正体现。
语文教师要有自己的“架桥能力”，自己要琢磨和研究。同时，我们的语言工作者也要给教育者以帮助，从语文的特点和特性出发，告诉教学工作者应该怎么建立和提升这种能力，这是语言工作者份内的事。就像吕叔湘先生，本身他是一位语言工作者，但是他不是完全坐在死的冷板凳上，他的冷板凳是活的，并且冷板凳上有两个轮子，让他在研究室和基层小学都能去发挥语言工作者的作用。
然而，我们现在的很多语言工作者不太重视语言教学工作。我认为他们只是在学术会议上的著名人物，而像吕叔湘先生、王力先生、叶圣陶先生等这些大语言学家和大文豪，都是关注基层语文教育的，不仅仅关心大学，也关心中小学。比如，叶圣陶先生不仅仅自己写文章，他还给学生批改作文，从大学生到小学生都有。
从语文教师自身的角度来讲，这种“架桥能力”要在教学过程中不断归纳和总结，包括成功和失败的经验。如果教师不是在死教书，而从成功和失败中形成自己的一套教学理念和方法，就会不断提高自身的“架桥能力”，学生的学习能力也会提高，学习兴趣也会提升。
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是我们的语文教材，很多教材都没有从大学教育的实际出发，因为大学是分科分系的，所以我们的语文教材也应该根据不同学科和不同领域进行设计。理科应该有理科的语文教材，比如可以讲《水经注》，它的文章写得很漂亮；如果想讲科技方面的，可以从《天工开物》里面选文章，都可以根据不同学科精选出与学科相近的古代优秀的文章。这样的教材既能让学生学习语言，也有了专业的知识，让语文教学与专业紧密相连，让学生产生了对语文学习的兴趣。
再比如对于师范生的语文教材，也可以针对他们的专业性进行特殊设计，教材中不妨编入一些语文教学的文章，或者一些教学小品，像小散文一样，教会他们怎么去处理课堂上的突发事件，告诉他们上课的时候卡壳了怎么办，学生提问提得很刁钻该怎么办，这些都是需要师范生学习的。所以我认为，对师范生的语文教材不妨放一些对他们做教师很有用的东西，告诉他怎么教书，告诉他们什么是“教学机敏”，把语文教育与教学的应对能力结合起来。
对于学生来说，语文教育者不能让学生觉得写文章是一件艰难的事情，如果教材和教师让他们逐渐适应，并且从中尝到了甜头，兴趣也就慢慢培养起来了，学生的意识也就逐渐转变了。
有人问我，怎样才能编出最适合的语文教材？实际上，再高明的编撰者也不会编出让所有教师和学生都满意的教材。语文教学一定是“三分书，七分讲”，关键在于讲，不仅仅是大学语文，基础语文也是一样，只有做到教师、教材、学生三者的合龙，教师才能教得有水平，学生才能学得有兴趣，语文课才能受欢迎，学校自然也就开始重视语文教学。这是一个系统的、自然运动的过程，其中当然也有我们当事人的主动性，要顺应这个自然的系统运动，并且主动地去推动它，这样的语文教学就会有所改善。
当然要提高语文教育的水平和提升其重要性，在教师、教材、学生良性互动的同时，更加需要的是从整个教育部门，甚至社会对它的关注和重视，一个学校重视语文教学不够，一个老师、一个语言工作者重视语文也不够，需要通过上层来解决，现状才能整体得到扭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