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贵阳6月2日电（记者 陈思武 周远钢）站在贵州省晴隆县高高的山岗上，35岁的蔡飞居高临下地看着自己家100多只羊在绵绵细雨中吃着绿草，偶尔挥动一下鞭子，招呼离队的羊只归队。
与2008年以前在山坡石头缝里刨土种玉米相比，这样的放牧虽然略显悠闲，可是一年下来却能为蔡飞一家四口带来三四万块钱的收入。对贵州省1149万贫困人口来说，这是一笔足以令人羡慕的收入。
“原来可没那么轻松。”面对着漫山遍野的绿草，她有点腼腆地对新华社记者说，“以前，家里种玉米，只能吃饱，却没什么钱。”
在晴隆县光照镇哈马村，蔡飞一家现在已成为穷人脱贫的榜样。
晴隆县隶属于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地处长江和珠江上游，境内岩溶地貌与侵蚀地貌交错分布，形成独特的喀斯特地貌，山高谷深坡陡，全县1331平方公里的国土面积将近一半石漠化，全县33万人口中近半数生活在国家贫困标准线以下，是中国592个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之一，也是贵州省50个贫困县之一。
作为中国农村贫困面最大、贫困程度最深、贫困人口最多的省份，贵州素有“八分山一分水一分田”的说法，武陵山、乌蒙山、滇桂黔石漠化三个片区覆盖全省80.3％的国土面积，涉及65个县，涵盖全省85.4％的贫困人口，全省发展水平总体上落后全国平均水平8年。
在中国的扶贫开发中，贵州任务最重、难度最大，贵州能否脱贫事关中国能否在2020年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因此贵州的扶贫工作一直吸引着外界的关注。
6月1日至2日，国务院新闻办和国家扶贫办及贵州省联合邀请18家中外媒体32名记者组成采访团，进行主题为“中国通过扶贫开发推进可持续发展”的采访。
“由于自然、历史、地理等方面的原因，贵州贫困问题仍然十分突出，扶贫攻坚任务异常艰巨。”贵州省副省长禄智明对中外记者表示，“我们将举全省之力，向贫困发起‘总攻’。”
从退耕还草，集生态效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为一体的生态畜牧业的“晴隆模式”，到不改变原始地貌、因地制宜采取生物措施调整产业结构从而恢复治理生态的贞丰县“顶坛模式”，再到关岭布依族苗族自治县研究制定“工程措施＋生物措施＋创业扶贫＋科技支撑”的综合治理模式，推进“（山）坡改梯（田）试验”，瞄准3万亩火龙果产业化扶贫项目以及万亩花椒基地建设，一路走来，习惯了城市生活的中外记者看到一个与沿海发达地区完全不同的中国：一个交通不便、水土难留的贵州；同时也看到，曾经饱受石漠化之苦的老百姓正在努力恢复绿色生态，稳步提高生活水平，人与自然形成了新的良性互动。
“由于语言问题，虽然很多时候我无法理解当地官员和民众的话，但是我双眼看到的中国和印度一样面临着共同的挑战——如何解决贫穷问题。”《印度时报》驻华记者塞伯乐表示，印度人口和中国一样多，也一样有很多山区，中国的经验值得好好研究。他还对中国如何针对民众不同的受教育程度制定不同的扶贫战略很感兴趣。
中国政府去年11月宣布将国家扶贫标准线大幅上调92％至2300元，使全国贫困人口数量由2010年的2688万扩大至约1.2亿，也让包括贵州省在内的更多人口成为国家扶贫的对象。
同时，政府决定开始实施《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提出进一步加快贫困地区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实现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斗目标，今年初出台的《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贵州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贵州要创建“全国扶贫开发攻坚示范区”。
国家扶贫办副主任郑文凯表示，扶贫新纲要颁布后，全国各地各个行业领域对扶贫开发的关注度越来越高，国家投入的力度也在不断加大，去年中央投入了270亿元扶贫资金，今年初步看已经增加到了330亿元以上。
据统计，从2001年到2011年，中央和地方财政累计投入的扶贫资金达到2043.8亿元。
“现在扶贫的投入和我们现在面临的扶贫任务相比，投入还需要进一步增加，因为我们的扶贫标准提高以后，扶贫对象范围大了，还要逐步增加。”郑文凯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