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日，日本政府出台“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取代了1967年以来实行的“武器出口三原则”。由于1976年日本政府发布统一见解称，对于上述以外地区的“武器出口也应慎重为之”，所以自那之后到目前为止，日本除了几起例外情况，实际上是禁止武器出口。因此，这次的新原则意味着日本从不出口武器向积极出口武器的根本转变。这是日本加强军事大国建设的一个重大步骤。它必将对亚太地区的安全与稳定产生重要影响。
产业资本积极谋求发展军事工业
日本修改武器出口三原则的动议首先来自产业资本。日本是个民用工业极为发达的国家。但是，受日本国内经济长期低迷和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产业资本亟需寻找新的出路。在这种背景下，2009年7月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向政府建言，呼吁在修改《防卫计划大纲》时修改“武器出口三原则”，以便让日本企业可以参加战斗机等尖端武器的国际共同开发。2010年8月，经团联正式向日本政府提交了一份《对新防卫计划大纲的建言》，要求对“武器出口三原则”进行修改。
该建议的基本思想一是要通过武器出口振兴日本的军工产业；二是要通过国际合作研发使日本能够获得高端先进技术和装备；三是要让民间企业具有研发和生产高端武器的能力，减少政府的军费负担，让政府将更多的防卫预算投入到必须独自研发的潜艇、坦克、间谍卫星等领域。
促使日本产业资本积极进军军事工业的重要外部环境因素是美国军事战略的需要。冷战后，美国逆历史潮流而动，大大加强了以军事手段解决国际政治问题的力度。因此，在军事战略上，美国一是积极推动日美同盟从防御性同盟向全球干预性同盟的转化，二是强化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前沿部署，以日本为重要支点建设地区反导系统。在美国的推动下，从2004年开始，日本实际上就已经突破“武器出口三原则”的限制，在构建导弹防御系统上，一直同美国进行共同研发。
安倍积极谋求建设军事大国
安倍对将日本建设成军事大国的政治追求促使日本突破“武器出口三原则”。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日本提出“政治大国”战略，以及此后提出的掩人耳目的“普通国家论”以来，谋求突破和平宪法的限制将日本建成军事大国，一直就是日本右翼追求的政治目标。作为日本右翼的代表人物，安倍上台后以所谓实现日本“脱战后化”为己任，积极推动日本的军事大国进程。安倍在第一任时，于2007年1月将防卫厅升格为防卫省，为自卫队向军队转型奠定了组织基础。此次上任后，不仅继续推动这种转型，而且加快了武器装备的升级换代进程，并借助这一进程寻求对“武器出口三原则”的突破。
近年来，美国一直以国际合作研发的方式推动第五代战机F-35的研发生产，希望以此机型替代F-16等陈旧机型。日本防卫省也决定引进F-35战斗机替代F-4战斗机，并计划第一批4架F-35于2017年编入航空自卫队。但是，美国企业在研发这一新式战斗机的过程中，也遇到一些技术问题。日本乘机介入，表示这些技术问题可以由日本企业来解决，积极谋求参与F-35战斗机的制造。日本还计划引进F-35的组装生产线，在日本国内完成所购买的大部分战斗机的生产。对日本来说，这不仅可以降低购机成本，同时也便于日后的维修保养，并可自主提高这一战斗机的战斗性能。借此机会，2013年3月1日，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发表谈话说，日本出口武器零部件不违反“武器出口三原则”的精神，同时将有助于日本军工产业的发展。日本政府当日举行安全保障会议，确定了这一方针，从而正式以重新解释的方式实现了对“武器出口三原则”的突破。
日本和平宪法有几个支撑机制，一是不建立军队，二是不发展进攻型武器，三是限制武器出口的“武器出口三原则”，四是无核三原则，五是限制“集团自卫权”。如今前三项已被突破，“无核三原则”也支离破碎。安倍还在积极推动修改宪法解释，谋求解禁集团自卫权，使日本可以和美国一起对外作战。2010年日本共同社报道经团联的建议时曾评论说，“武器出口三原则”和“无核三原则”， “作为日本身为和平国家的证据被铭刻在历史上”，“对于拥有《和平宪法》的日本而言，这是一个涉及‘国家品格’的问题”。该评论当时还庆幸由于菅直人政府坚持原则，这份建言没有被采纳。但如今看来，日本离一个和平国家已经是越来越远。
日本武器出口将成为地区安全隐患
抛开日本所谓“和平国家”的问题不言，仅以一个所谓“普通国家”而论，日本突破武器出口三原则的限制所带来的问题并不在于日本是否能够出口武器，而是日本要通过政治运用出口武器的权利，来追求其战略目的。
日本政治大国的概念是首先要成为一个可以对外发挥军事作用的军事大国，而后依托这种军事实力在国际政治舞台发挥政治作用。军事作用除了运用军事力量实行武力威慑、军事干预等方式之外，将出口武器作为政治手段使用也是重要的一环。
其实，近些年来，日本已经开始突破对武器出口的限制，并将武器出口用于地区战略运作。这一点突出地表现在日菲关系方面。日本现在看似因为与中国有钓鱼岛的主权争议而担心中国的强大，实际上是在战略上担忧中国的崛起淹没日本的地区影响力，同时他更担心中美合作关系的发展使其边缘化。因此，日本借助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要通过加剧地区紧张局势来抬高自己在美国亚太战略中的地位。同时为提高自己的地区影响力，日本在东南亚和印度洋鼓吹中国威胁论，以海上安全合作为名，针对中国展开结盟外交，其中重点国家之一是与中国在南海问题有领土争议的菲律宾。
2011年9月日菲首脑会谈，除了经济合作问题之外，双方在南海问题上达成了重要协议，日本不仅出资帮助菲律宾强化南海警备，而且还将帮助菲律宾训练沿海警备部队，同时与菲律宾建立有关南海问题的情报交换体制，为日本介入南海搭建平台。2012年5月，日本政府决定“援助”菲律宾10艘加强了装甲钢板，配备了舰炮的巡逻艇。2013年7月，安倍访问菲律宾时宣布用日元贷款形式为菲制造这10艘巡逻艇。
日本为了应对中国，将只能用于经济援助的政府开发援助(ODA)用于武器输出。这种将经济援助经费用于军事援助的做法，表明日本外交政策的军事化转向。而日本国内的所谓民主政治居然对此没有任何约束机制。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日本具有复活军国主义的政治土壤。由此可见，日本成为一个武器输出大国和军事大国，将会成为影响地区安全稳定的一大消极因素。
（作者系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副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