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难想象，没有翻译，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翻译，使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能够相互交流。
2012年12月24日，《北京周报》记者刘云云和吉菁采访了中国外文局副局长、中国翻译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黄友义，黄局长与我们分享了他的翻译经历，并且对于如何提高中国目前的翻译水平提出了建议。
《北京周报》：莫言刚刚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请您谈谈，翻译在莫言获奖中起到了什么作用呢？
黄友义：没有翻译他根本获不了奖。莫言获奖，写作有一半功劳，翻译是另外一半。莫言之所以能获奖，就在于他的作品被翻译成了很多语种。比如，他的书被瑞典汉学家陈安娜翻译成瑞典文，这对他获奖有很大的促进作用。到2004年的时候，莫言已经是中国作家中在海外出版语种最多的作家。他的书之所以能够被翻译成这么多语种，是因为他聘用了文学代理人（literary agent）。文学代理人是作家和出版家之间的联系人、桥梁，这是个专门的职业，他知道哪个出版社哪个编辑负责哪类的文学，他的背后是一群作者，他把作者的作品推荐给出版社，这样中标率就高。莫言是中国最早聘用文学代理人的作家之一，替他向外推销他的作品。
莫言获奖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外国人喜欢他的作品。因为他写的东西在西方人的生活中看不到。在西方，这样的农村生活已经没有了，西方人感到很新鲜。外国人最不愿意看开发区和立交桥，因为他们生下来看到的就是这个，早就看够了。
《北京周报》：要做好翻译，我们需要做哪些努力呢？
黄友义：我觉得要内外结合。特别是文学作品，翻译文学作品需要谙熟两种文化，光靠中国人不行，光靠外国人也不行。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和《西游记》从中文翻成外文，都是中国人和外国人合作搞的。其中《三国演义》是由纽约大学东亚研究中心教授摩斯·罗伯特翻译的，他是专门研究三国的，对《三国演义》的内容很了解，但是在翻译的时候他也遇到一些知识障碍，这时候，就需要有一个中国翻译跟他合作。他们翻译的版本是目前为止最好的。
在国际上，通常都是由翻译把外语翻译成自己的母语。可是对汉语作品来说，由于懂汉语的外国人太少了，现在一般都是由中国人把汉语翻译成外语。虽然现在国外有很多人在学汉语，但是他们要达到能够把汉语翻译成外语的程度，也不是那么容易。因此，在缺乏由懂中文和中国文化的外国人把汉语翻译成英语的情况下，我们首先需要由中国人把汉语翻译成英语，然后再由母语是英语的人对翻译进行修改润色。
例如《中国文化与文明》系列丛书，是中国外文局与美国耶鲁大学合作出版的，在国际上有很好的反响。两国的学者和翻译在一起首先讨论中外读者最想了解关于中国哪方面的事情，然后开始写作。这个系列已经卖出了10多万册，是把中国文化介绍到世界的成功范例。中国外文局一直积极推动国际文化交流，为加强中国人民和其他国家人民的相互理解和友谊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北京周报》：不久前，外文局副局长郭晓勇在中国翻译协会成立30周年大会上说，中国缺乏专业的翻译人员。截至2011年底，中国64万翻译人员中只有27000多人通过了翻译资格考试。我们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
黄友义：翻译有很强的专业性，我们不仅是把一种语言翻译成另一种语言，我们也在进行一种跨文化的交流，有很多隐藏在字面后面的因素需要我们去转换，如果你没有两种文化的很好造诣，光靠懂点儿外语是不行的。但是，在社会上很多人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所以谁都敢做翻译。
首先要有人才培养机制，现在我国有156所大学开设了翻译硕士专业，40多所大学开设了翻译本科专业。中国传统的培养翻译的方法都是在大学里学外语，到单位之后由老员工带。我刚开始工作的时候，遇到不会翻译的地方就问老翻译，他告诉我该查什么字典。那时候没有google，如果碰到考古方面的词汇，就必须到考古研究所去查资料。一些翻译技巧都是在工作中学习的，比如拼写香港人的名字，就不能随便用汉语拼音来拼。
第二要设立法律。现在，翻译市场上任何人投资10万、20万元就可以注册成立翻译公司，对签约译员也没有要求。要限制这样的公司就必须有法律依据。比如你们做记者的，没有记者证你就不能上岗。翻译资格这个证件尽管有考试，但并不是必备的证件。因此，很多人没有翻译资格证件也在做翻译。
中国缺乏合格的翻译人员还与笔译人员待遇较低有关系。现在翻译1000字英文得到的稿酬才不倒100元，而且，我国的翻译只有极少数人拿到过版税。因此，很多人只把翻译当作第二职业。全世界也只有少数国家实现了按照级别付稿费，比如澳大利亚。它的翻译市场比较规范，由政府一个部门实行考试制度。 翻译人员在考试中取得的级别越高，拿到的稿酬就越多。
《北京周报》：您在做翻译的过程中有什么心得体会？
黄友义：翻译非常有意思，能让你学到很多东西。我的很多知识都是在翻译中学的。但是翻译也是越做越难，难在哪儿呢，它不是文字的翻译而是文化的翻译。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邓小平提出“韬光养晦”的外交策略。“韬光养晦”被翻译成了“hide our capabilities and bide our time”，这被外国人误解为中国只是临时装作弱小，等待时机成熟后再卷土重来。这个不恰当的翻译就导致了当时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误解和恐惧。其实，这个词应该译成“keep a low profile”，意思是说，中国只是想在国际社会保持低调，这是中国的民族性格使然。
《北京周报》：目前，微软推出了一款同声传译软件，您认为，机器有没有可能取代人的翻译？
黄友义：机器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人工劳动，但是，职业翻译不可能失去就业机会。近20年来，世界各地都在开发翻译软件，开发的结果就是提高了翻译速度。但是，开发需要有支撑，如数据库、语料库等，这些都是人编的。翻译的最终成品总有一部分内容是要靠人来翻译的。在欧盟开会的时候，就有很多人在现场翻译，会议的最大一笔开支是翻译费，所有文件都要翻译成27种语言。机器实际上代替不了。这种软件基本只适用于专业性强的、语料库好做的、机器能够处理的内容。对于文学，机器就无法处理，因为它包含了太多典故、方言、情感在里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