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借贷合法化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刘元春认为，温州金融改革方案里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规范民间融资，同时使民间资本能够很顺畅地破除在金融领域的“玻璃门”障碍。
民间借贷，特别是大额民间借贷在中国=仍属非法行为。在民营经济发达的浙江省，有好多人因为民间借贷被审判。公开资料显示，仅2008年浙江省因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共立案件近200起，集资诈骗案件40多起。而最近在中国引起争议的吴英案，则把人们对法律认定的民间借贷非法推到了舆论谴责的顶点。
今年31岁的吴英是原浙江本色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法人代表，因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而被逮捕，2009年12月18日，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作出一审判决，判处被告人吴英死刑，并处没收其个人全部财产。2010年1月，吴英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2012年1月18日下午，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进行二审判决，裁定驳回吴英的上诉，维持对其的死刑判决。
吴英的死刑判决结果依然引发了公众对其罪是否至死的争议，尤其在网络上，同情吴英、认为其罪不当死的观点占据一边倒的局面。
舆论界普遍认为，围绕吴英是否应被处极刑的激烈争议，事实上是对于民间借贷行为是否合法合理的长期争议。诸多类似案例的出现，是在现有金融体系结构不合理的背景下发生的制度性悲剧。
或许是迫于舆论的压力，4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依法裁定不核准吴英死刑，将案件发回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重新审判。
“温州金融改革试验就是为民间金融进入银行业打开了一个窗口。”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员易宪容说，“它对推动中国金融市场改革，特别是对整个中国金融体系改革起到标志性作用，其意义不可小视。”
易宪容说，民间金融盛行的地方往往都是经济较为发达的地方，大多数的民间融资都进入了房地产市场，而且绝大多数民间融资的资金最后都是来自银行体系，如果民间融资崩盘不仅会严重危害中国最为繁荣的东南沿海经济，也会严重打击国内房地产市场及国内银行体系。当前中国的民间借贷的规模大约在4万亿元左右，在温州“地下”运行的民间借贷超过1200亿元。
“中国的民间借贷问题，是正规的金融体系存在严重管制的结果。这次温州金融改革试验，最为重要的内容应该是确立当前民间金融合法性，让国内民间金融阳光化及规范化。可以说，这是当前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一件大事。”易宪容说。
据悉，在此次金融改革试点中，温州市提出了深化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措施，分批公开招投标设立基于民间资本性质的小额贷款公司，实现其在中心镇和功能区的全覆盖。温州市准备在2012年新增小额贷款公司30家，资本金额达到200亿元。2013年总数达到100家，资本净额达到400亿元。
中国中小企业协会副会长、温州管理科学研究院院长周德文说，通过金融改革促进民间投资，不仅可以巩固中国民营经济发展的成果，而且可以进一步推动民营经济对中国经济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他还同时指出，要规范民间借贷，促进民间投资，就要建立民间投资的游戏规则，目前最重要的是在使民间借贷合法化的同时，要对民间投融资进行科学立法，从而规范和保障民间投资行为。
利好中小企业融资
北京大学金融与证券研究中心主任曹凤岐认为，金融改革将对中小企业融资产生巨大影响。“民间借贷合法化对于中小企业会有很大的好处，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决融资难题。”
目前中国中小企业总数已占到全国企业总数的90%以上，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60%左右，就业岗位占城镇就业岗位的80%左右，所交税赋占国家税收总额的50%左右，此外全国65%的发明专利，80%的新产品开发，都是由中小企业提供的。
中小企业的发展需要资金的支持，但是其融资难是一个长期未能得到解决的突出问题。全国工商联去年发布的《中国中小企业发展调查报告》显示，90%以上的受调查民营中小企业主表示，无法从银行获得贷款。
报告认为，实质原因就是：四大国有控股银行的高度垄断减少了中小银行机构能够获得的金融资源，限制了它们为中小企业服务的能力。而四大国有控股银行追求贷款规模效益和风险平衡又不愿为中小企业提供贷款。
中小企业在正规金融机构融资难，只好求助于民间借贷。但是在金融法规中，民间借贷的合法地位并没有建立。由于相关金融法制不健全或立法滞后，正常的民间借贷行为与非法集资、集资诈骗等罪名交织在一起，这也导致一些企业在资金链出现困难后，不敢进行民间借贷，只能看着企业倒闭。
此次金融改革赋予民间借贷合法地位，对这些中小企业来说无疑是一种拯救。
深圳金融改革在扶持中小企业上突出了两个重点：第一，对新兴战略产业和小微企业的倾斜性信贷政策；第二，培育多市场、多层次的金融体系。
呼吁基层设计
温州金融改革提出的十二项任务，是由银监会等中央政府机关设计的，并非温州地方政府，更不是民间借贷的参与者等市场主体。这不免让人们怀疑此次改革的彻底性。
《南方周末》的一篇报道这样说：“一位不愿具名的温州投资家更是从这十二条中读出了‘决策层没有人想真正打破金融垄断’的意图。他说，除非诞生真正的民营银行，否则，‘在温州办几家小贷公司就能打破金融垄断？在这十二条里我看不出一丝曙光！’”
对此周德文认为，金融改革到底是由顶层设计自上而下，还是基层设计自下而上，这其中存在着争论。
周德文期望的金融改革是来自于基层的设计，因为这样能够反映市场参与者这一市场主体的意图。
北京大学风险投资研究所研究员马光远也对此次顶层设计的金融改革表示不太满意。他其博客中说，温州金融改革的总体方案和坊间对改革寄予的期待仍然有很大差距。
马光远认为，目前中国金融业内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比如打破金融垄断的问题，利率市场化的问题，以及民间金融的合法化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都迫在眉睫，没有时间拖延。特别是利率市场化的改革，已经成为中国金融改革最重要的内容之一。但遗憾的是，本次获批的方案对于中国金融改革最迫切的一些重大课题，没有给予正面回应，留下了很大的缺憾。
马光远警告，从改革的时机而言，现在应该是中国金融推动重大改革最好的时间窗口，无论是民间金融的合法化，还是民间资本进入国有金融机构，以及利率市场化，都已经具备了启动的条件。一旦错过这最佳时间窗口，未来改革的难度会越来越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