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府为了保护现有土地的存量，制定了18亿亩耕地红线的政策，并始终严格坚持。经济学家茅于轼教授最近却认为18亿亩耕地保障粮食安全的观点是错误的，在国内引起较大争议。
作为天则经济研究所的理事长，在近期主办的有关“粮食安全与耕地保护”的研讨会上，茅于轼指出，国内已经基本解决了粮食问题；国外又有足够的粮食和全球化的市场，因此中国发生五十年代那种饥荒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茅于轼认为，不应当把粮食安全和保护耕地面积联系起来。“我国改革以后的三十年人口增加了45%，粮食产量增加了60%，而耕地是减少的。可见耕地和粮食产量之间没有直接的关系。”
茅于轼将房地产价格大幅飙升归结为目前的保护耕地面积政策，价格上升并不是建筑材料贵，也不是劳动力工资高，而是土地供给有限，这也延缓了我国的城镇化进程。
但大多数农业问题专家指出，中国的粮食安全保障，一方面靠严厉的耕地保护制度，即18亿亩耕地红线不容突破，一方面靠提高生产能力。目前的条件下，靠更新生产能力提高单产已经很难，所以18亿亩耕地红线是中国粮食安全的最后防线。茅于轼建议通过国际市场购买粮食，专家反驳：“每年全球粮食交易量才2亿多吨，而中国每年粮食需求为5亿吨。进口恐怕都不够呢。”
耕地面积并非唯一解决途径
柴桑（中国网）：尽管中国人口总量巨大，但历史上任何一场粮食危机都不是由耕地不足引起的。相反，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之后，中国奇迹般的解决了长期困扰中国人的温饱问题，而这恰恰是在耕地面积趋少、人口基数增大的基础上。18亿亩耕地面积红线下，撂荒的耕地和没有充分利用的耕地是否都已经被充分利用起来，超级杂交稻之类的良种技术是否已经得到应用。
中国独立解决粮食问题是保障国家安全的需要。不过，石油作为重要的战略储备物资不能完全自给，已是不争的事实。2007年，中国的原油进口量已经超过国内产量，并且还在快速上升。
既然国际贸易能够解决中国的石油缺口问题，那么解决中国粮食缺口问题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有人认为石油的重要性远远不能同粮食相比，毕竟粮食是维持人生存的最基本条件，而石油不是。这两个问题实际上是一个硬币的两面。没有充足的石油供给，现代农业的发展也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制约。
童大焕（中国青年报）：解决粮食安全问题，只靠耕地红线的行政指令是远远不够的，关键要看有多少土地实际用于种粮，否则就是土地资源的极大浪费。当前我国稀缺的土地资源被大量抛荒是不争的事实，一是种粮成本高而收益低，农民自动抛荒；二是地方政府以非常低廉的代价大量征地储备，却长年抛荒。
另一方面，过度依赖行政力量的耕地保护措施，又导致了大量侵犯农民经营自主权的现象。
一些只追求形式不追求效果的耕地保护政策，既不能保障粮食安全，也没能保护农民利益，房地产用地价格虚高也无形中抬高了中国城市化的成本和门槛。
王攀（华商报）：挑战“18亿亩耕地红线”是有些“离经叛道”，但未必都是错误。
当年，我们邀请外国专家为中国农业问题出点子，先给了几个禁区：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农业户口和城市户口制度限制、农村土地禁止流转。结果外国专家也爱莫能助。现在看，集体所有的土地可以转为国有建设土地、取消户籍界限也在成为趋势、农村土地流转也逐渐开禁。谁敢说“确保18亿亩耕地红线”这个禁区不会解禁？
的确，开山垦荒、填海造田增加的可耕地面积很少，成本很高，但我们可以增加耕地的可利用程度。如果条件成熟，开发温室农业等增产手段也不是没有可能。这些都是可能使“确保18亿亩耕地红线”自我解禁。
放弃耕地红线是自寻末路
曹东勃（长江网）：许多学者忽视粮食安全，是基于对我国耕地现状认识不足。今年4月，国土资源部公布的2007年度《中国国土资源公报》显示，当年中国耕地面积为18.26亿亩，净减少61.01万亩，减幅0.03%，同比下降0.22个百分点，减少速度趋缓。新中国成立后，人口的快速膨胀，盲目开垦耕地，导致过度垦殖与过度放牧，水土流失、土地退化和荒漠化严重。此外，耕地退化导致土壤的基础生产力下降。尽管国家每年都投入大量资金改造中低产田，恢复土地生产能力和质量，但长期过量使用化肥、农药造成的破坏，超过了土壤的自净能力，造成土壤污染和结构失衡。这就意味着，即便是这紧巴巴的18亿亩耕地，也不完全保持在最宜耕种的状态。
根据农业部的研究和预测，2010年人均粮食需求量应为420公斤，全国粮食需求总量为5.88亿吨；2030年人均粮食需求量应为440公斤，全国粮食需求总量为7.04亿吨。而我国目前所能达到的最高粮食产量是5亿吨左右。技术进步对粮食增产的贡献程度有限，粮食复种指数已经由建国初的130%上升到160%左右；而且我国正在现代化进程中，粮食消费发生结构性转变，粮肉之争、粮饲之争、粮经之争明显，纯粮作物种植比例还在下滑。因此，18亿亩耕地这条红线并不宽裕，也很容易失守。
邓聿文（东方早报）：改革30年来，中国在耕地减少和人口增加的情况下实现了粮食丰收，主要得益于两个条件，即改革解放了农民生产力，以及科技进步带动粮食单位产量的提高。但目前这两个条件对粮食生产的促进作用已经不大。
国内缺粮可以从国际市场购买，不过，一旦国际关系起冲突，粮食就极可能成为战略武器，即使有钱也买不到。即使在和平时期，国际市场投机也一度引发粮食危机。去年和今年上半年国际粮食价格的上涨就是此例。因此，即使美国这样粮食充裕的国家，政府也加大对农业的补贴。对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来说，绝不能把解决粮食问题寄于国际市场。
叶志军（中国青年报）：众所周知，多哈会谈不断陷入僵局的一个原因是，世贸组织重要成员在发展中国家农产品特殊保障机制上难以达成一致；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肯把自己的农产品问题轻易托付国外市场。
对于那些失去耕地而被城市化的农民来说，目前的社会保障体系还不能满足他们的需求。反倒是在经济困局中，农民工大批返乡，才知道耕地之于农民显得多么必需。
如果说只有依靠减少耕地来加快城镇化的步伐，只能造成农业发展的不均衡。
杨暄（新民网）：在茅教授的眼中，房地产价格飙升罪在耕地保护政策，所以亟需开放耕地红线，提高土地供给量。
实情是，许多开发商在房地产市场虚热的时候屯土地，如今无钱开发，大量土地处于闲置状态。所以，土地供应不足导致房地产价格大幅上升这个观点已经破产。
城镇化势在必行，但不必以牺牲耕地为代价。据权威部门测算，中国城镇居民人均占地130多平方米，而国际上人均占地面积才80多平方米。提高单位面积的土地利用效率比提高粮食产出量更容易实现，所以现在解决问题的途径不是占用农民的耕地，而是提高土地利用效率。
茅教授对利用市场解决粮食安全问题的想法恐怕只是他的一厢情愿。联合国粮农组织2007年就警告，全球粮食存量处于25年来的最低水平，粮食危机正在蔓延。根据国际粮农组织大米价格总指数，2008年以来，国际大米价格暴涨约20%。有预测说此轮粮食危机将持续到2010年。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粮食消费国，耕地面积过少必将导致缺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