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5日，经济学家茅于轼在广州作演讲，目前的中国高校里，穷人孩子的比例只占到10%~20%，如果高校学费降低，是让有能力支付高学费的人搭了这个便车。最好的方法应该是提高学费，用以增加更多的奖学金和助学贷款，来解决穷人上学的问题。
此前，北大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张维迎教授与亚洲开发银行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汤敏也都表达过类似的看法。在他们看来，富人缴纳与穷人一样的学费，而学校的整体经费有限，无法设立更多的奖学金与助学金。如果提高学费，就可以增加学校经费，解决贫困学生的上学问题。以某所大学每年招收4000名学生计算，每人的学费标准从现在的5000元提高一倍--到1万元，共计2000万元，把这 2000万元全部还给学生，用于作为奖学金、助学金，可以保证一半学生的日常学费。
按照国际通行的做法，高校学费标准大约占人均GDP的20%左右，然而中国的高校学费已经接近于人均GDP的60%~70%；中国社会科学院《教育蓝皮书》的调查表明，近20年里，大学学费涨了约25倍，10倍于同期居民收入的增长。因此有人担心，在此背景下，如果再提高学费，抬高大学的门槛，就会使更多人丧失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
赞同者注意到，大学学费高企，固然阻碍了一部分贫家子弟的入学，但造成这种困难的跟本原因在于国家教育救助体制的不健全和大学奖、助学金制度的滞后。在国家财政紧张的情势下，只有高校学费的增加能成为学校助学资金的主要来源。
通常认为，穷人或普通收入阶层的人很接受大学提高本已经高昂的学费标准。只有政府统一收费标准或增加教育补贴才能解决。但有人反驳认为，大学学费是由大学教育的供求状况决定的。根据价格原理，平抑大学收费的唯一办法，是增加大学教育供给，而不是追加政府补贴。通过调动更多的社会资源创办大学，市场调节机制下，价格自然会下降。
“劫富济贫”
张天蔚（北京青年报）：目前中国普通高校平均学费已经高达5000元以上，部分热门专业甚至突破万元水平，但相较于教学综合成本而言，高校方面仍是“入不敷出”。根据不同口径的统计，学费低于成本，总是不争的事实。这一“倒挂”现象的存在意味着每个在校学生，均享受着国家财政或其他经费的“暗补”。
茅于轼先生显然是希望以提高学费的方式，取消对有能力支付学费的富裕人群的暗补，从而用转移出来的公共经费，设立针对贫困学生的助学金、奖学金及助学贷款。在美国等发达国家已得到很好的实践。如美国一流大学学生的学费和住宿费，平均高达每年4万美元以上。但一些来自低收入家庭的优秀学生，却可以得到部分或全额资助，以实现普及高等教育的目标。
不过，虽然理论上成立，但在缺乏严格计算、论证的前提下，便贸然提出提高学费的设想，难免使那些目前勉强可以供养一位大学生的家庭，担心自己会落入既得不到公共经费的资助，又无力继续供养的困境。同时，在政府财政投入不足，高校“生均成本”统计一片混沌的情况下，单独提出提高大学学费，也确有偏颇之嫌。
而我们依然愿意提出，且慢否定茅于轼先生的建议。因为如果经过严格、科学的制度设计，确实能够通过提高大学学费，让那些少数富裕家庭支出更多的学费、承担更多的成本，那么相对低收入家庭的学生确实能够得到更多的资助。而经济学家，尤其是茅于轼先生这种主要从事宏观经济研究的经济学家，其作用往往在于“破题”而非解决具体问题。政府财政投入不足，高校管理粗疏、经费使用不当，需要资助的学生资格界定困难等问题，确实是阻碍茅于轼先生的思路顺利落实的障碍，却并不足以证明其观点的错误。对政府及高校管理部门的不满，不该宣泄到茅于轼先生的头上。
王东京（21世纪经济报道）：很多人以为，大学收费低对穷人有利，其实这个看法是错的。早几年，国内有学者呼吁提高大学收费标准，结果引来一片责骂，可否考虑过，现行大学的低收费，同时也照顾了富人，实际上是让富人搭了穷人的便车。严重点，是富人挤占了穷人的福利。
国外大学通常分私立与公立。私立大学高收费，富人孩子上私立，穷人孩子若成绩好，也可考奖学金上私立；而公立大学，则学费全免。反观国内高校，名义上是公立却要收费。是因为公立大学多，财政养不起。与其这样，还不如分而治之，把清华、北大等一批名牌大学推向市场，允许其高收费；而政府集中财力支持免费公立学校，似乎对穷人更有利。
曹悦平（新京报）：实际上，能源专家也认为，在原材料价格大幅度上涨的前提下，油价、电价也应随行就市地上涨，以反映市场的真实状况。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教育界还是经济界，都主张对涨价过程中利益受损的弱势群体进行补贴。在“高校涨价论”中，该通过奖学金、助学贷款等形式接受补贴的是学费负担过重的贫困学生；在“能源涨价论”中，则应当对出租车、公交车等提供公共服务的群体进行油价补贴。
显然，在市场规律下，涨价是必然的，关键是对弱势群体补贴的制度建设和执行情况来稳定社会秩序，重新分配社会财富。
公共产品低价
卫志民（新京报）：按照经济学常识，高等教育，具有“准公共产品”的性质，因为交易中获益的不仅是消费者自身，还包括社会。高等教育也是一种对人力资本的投资活动。一国或一人的人力资本是一个国家或个人最宝贵的资本，远比物质资本重要，所以说“教育立国”。政府应该通过税收的途径来强制性地筹集一部分经费。财政渠道、社会捐赠和学费是教育经费的主要来源。
在国外，无论是私立还是公立高校，捐赠都是最主要的一个渠道，学费收入是补充性的。目前，我国的本科高校基本上都是公立学校，除少数顶级高校外，大多数尚不具备能够大量募集到捐款的条件，财政拨款是大学办学经费的主要来源。但是，现在我国高校一方面，面临着财政拨款不足，另一方面，高等教育又要大发展，甚至赶超世界一流高校，怎么办呢？一些高校便卖地、贷款、提高学费、办班、拉赞助。
所以，造成目前高校高学费的主要原因就是政府财政投入和社会投资不足，高校如果妄图通过进一步提高学费标准，“劫富济贫”，“擅自”解决因政府教育经费投入不足所带来的问题，很可能是徒劳无功的。
郭之纯（北京青年报）：不难看出，按照“先交费后补贴”的逻辑，富人注定是要多掏钱的。至于如何保证多掏的钱能够公平有效地返还，还是一个未决的问题。最近吉利控股集团捐出5000万元资助1000名寒门学子，为了保证钱不用错地方，准备用于“确认”的钱竟达200万。所以，所谓的“高学费对穷人有好处”，操作起来风险系数过大。全面看来，是一种将问题简单化的似是而非。
熊丙奇（东方早报）：按照国家有关规定，高校必须提取不低于5%的事业regular收入经费，用于学费减免、国家助学贷款风险补偿、发放校内奖助学金和特殊困难补助，但能达到规定的学校并不多。尤其是一些民办学校，虽然其学费标准早已是公立学校的一倍多，但贫困生的学费根本不能减免，抑或难以获得助学金或者国家助学贷款。
目前，我国的高等教育成本中，受教育者分摊的比例高达40%以上，而这一比例在不少民办学校更达100%，大大超出了民众的经济承受能力。美国大学学费标准只占其人均国民收入的1/6左右，英国不超过 1/5，而我国的大学学费标准，仅以年均5000元计算，已占人均国民收入的40%。不考虑大多数中国人的支付能力，而以富人标准来制订学费标准，只能进一步掠夺穷人，置其于更不利的境地。
曹林（燕赵都市报）：防止富人在低价中搭穷人便车--这个涨价理由看似没错，其实不然。因为这本是政府为了满足公众基本的公共需求而不得不承受的代价，不管最发达的国家还是最穷的国家。为了让大多数人负担起起码的公共品，尤其是支付能力较差的穷人，政府必须尽可能维持公共品的低价，富人因为支付能力较强，当然就搭了穷人的便车。
至于经济学家建议政府可以用高学费收入，以奖学金、助学金的形式补贴上不起学的穷人，由于缺乏即时补贴和转移支付的保障功能，并不具可操作性。实际上，由于转移支付的滞后性和补贴的不确定性，绝大多数国家在公共品供给上都尽力保持低价，让更多人消费得起公共品，而不是依赖高收费的补贴。
为了大多数人负担起教育、交通之类的公共必需品，不得不维持较低的公共品价格让富人占了便宜。必需品上不能涨价，可以通过加重奢侈品消费税的方式来进行补偿。如此，富人比穷人承担了更多的税收义务，政府收入再投入教育，这样自然就实现了平衡。
对于公共品消费，只能通过提高奢侈品征税的方式实现，如果进一步提高公共品费用，会置更多人于消费不起的危险境地，使公共品落入市场化陷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