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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以来北京市最大的单个拆迁项目——朝阳区酒仙桥危改房项目中，相关方面为了杜绝“钉子户”，改常见的“分步拆迁”为“同步拆迁”：就拆迁方案举行居民投票，如果同意的达到一定比例，则要求全体居民实施同步搬迁。
6月9日，万众瞩目下，北京市酒仙桥危改项目“居民投票”正式举行。不过，投票结果却差强人意。据媒体报道，在全部5473户居民投票中，2451票同意，1228票反对，32票无效，其余弃权，赞成比例是44.78％。随后，酒仙桥街道办事处表示，当地的危改项目肯定会继续推进，开发商将对投票结果进行评估，拿出下一步的实施方案。
这一事件首开先河, 因此备受关注。正如一些评论所说，相比之前政府单方面决策或者开发商强行拆迁，“票决拆迁”以一种平等的方式，让民众参与，是一个非常大的进步。有人赞扬，通过投票表决，把权力交还老百姓，是一种“很了不起”的模式，对其他类似项目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然而也有人担忧，如果真的用投票来决定拆迁，那将会是以民主的形式，牺牲一部分人利益。酒仙桥工程看起来是一个多数人受益的工程。列入拆迁的房屋，多是建于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苏式筒子楼和平房，年久失修，墙体开裂，地基沉陷，楼内的电线、上下水、暖气等设施老化破损，存在很多安全隐患。来自酒仙桥街道办的数据说，85％的居民认为危改“对家庭有利”。即便如此，由于各个家庭经济条件不同，仍有一大批居民，包括很多承认拆迁可能对自身有利的居民，因不满开发商提出的补偿标准，而没有投赞成票。
随着改革的逐步深入，改革初期受益整个群体的“帕累托改进”已经难觅踪迹。更多的改革，虽然总体效应是增加社会福祉，却可能损害一部分人的利益。如何通过民众充分参与，表达他们的诉求，平衡各方利益、顺利推进改革，越来越成为考验政府的智慧。
民意的价值
杨侠（人民网）：在酒仙桥危改项目之前，无论大小拆迁，通常是政府制定拆迁方案，居民照做，并无权否决或修改的权利。由此导致的一些纠纷也不在少数。这种民意投票新模式的出现，无疑是政府有关部门在和谐的探索上又进了一步。
的确，通过民众投票来决定是否拆迁会延长拆迁周期。但并不能因此而否定这种新模式的进步意义。实质的民主需要一种能够体现民主决策的形式作为基础来体现民意。
或许有人会质疑，多数人同意的结果并不能决定所有人的命运。但是，即使最大限度的民主仍不足以保障绝对的利益需求，只能在捍卫每个人表达意愿的权利的同时，尽可能找到一个利益平衡点。事实上，民主投票的是希望通过一个公开透明的过程，使得各人能充分表达自己的想法，从而更大限度的保障每个人的利益。事实上，酒仙桥街道也迅速拿出备案，帮助特困户解决住房问题，减少由拆迁引起的其他矛盾纠纷。
椿桦（广州日报）：在一些个别的语境中，“拆迁”总是“野蛮”的， “钉子户”都是目无法纪的，主要原因就是在《物权法》出台之前，我国公民私有财产长期以来缺乏强有力的法律保障，因此在拆迁中，往往强调于个人利益服从公共利益而必须作出让步。现在，酒仙桥危改项目非常罕见地以投票形式征求民意，把业主视为与政府、地产商地位平等的第三方，具有积极意义。
但这次“民主实验”，却遭到了许多媒体的质疑，那就是：公民的私有财产不适用于民主表决。这样的思路或许符合法律，但其实并不适用于酒仙桥危改项目。酒仙桥地区的大部分房屋建于上个世纪50年代，数十年的风雨侵蚀，使这些房屋不同程度地存在老化问题，威胁居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在这样的情形下，显然不能只讲公民的私权问题，而应当追求大多数人生命与财产公权利保护。
韩涵（新京报）：的确，从法律的角度看，由多数人决定少数人财产权的做法并不可取，但也不能完全否定票决拆迁的价值，毕竟是个好的开端。表明政府部门更加重视民意，赋予民众更多的决策参与权。
明智的政府应该明白智慧民众的巨大潜力而允许他们充分表达自己的想法和需求。危改拆迁，在中国虽然是政府行为，也应该学会征询民意、尊重民意来减少对抗和冲突，推动科学合理决策。
不过，拆迁中征求民意不能过于简单化，形式化。首先，在酒仙桥拆迁中，征询民意不应通过简单投票表决，之前应该举行听证会或者主题辩论，让社区居民充分讨论；其二，为确保的独立和公正，投票应该由社区居民或无利害相关方组织，政府协调，可酒仙桥居民的投票由开发企业组织，作为和居民平等的主体，开发商是无权组织这样的投票活动的；其三，讨论和投票不应简单局限在拆迁过程，而是牵涉到社区改造规划、居民利益保障的各个方面；其四，投票结果只是参考，还需要经政府有关机构和居民进一步商讨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