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犯入地方志是可贵的进步
吴杭民（平顶山晚报）：在人们的固有观念中，地方志应该是一个反映积极、正面、向上事实的载体。而之前大量出版发行的地方出版物，也正是按这种思路修订的，一派歌舞升平、欣欣向荣的景象，只是，人们不免会质疑，这难道真是一种客观的历史记载？
将社会影响较大的犯罪分子也纳入地方志的“新举”引来广泛争议在正常不过了，因为它“颠覆”了人们一贯的思维定式，却形成了一种直面、开明、可贵的修志态度。修志，是要本着秉笔直书、客观公正的态度，对地方的社会、经济、人物等多个方面进行客观记录，这样的史志，才有真正的价值。
正如一些专家分析的，要使历史的细节真实可信，必须要忠于事实。社会各个领域，必然既有推动历史进步的事实，也有妨碍历史进步的事实。地方志收录犯罪分子也并没有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
一本能够全面客观地反映历史，不仅记载有助于弘扬社会主旋律的正面人物，同时也收入曾经危害过社会的犯罪分子的地方志，也将是一本普法教育的好读本，且值得永久保存，起到更加长远的警示作用，这种首开先河的勇气，其实应该是值得效仿的！
王旭东（华商报）：地方志的主要作用是记载当地人文和历史，成为今后的史料，他不是历史教科书。编著教科书需要立足教育，尤其要适合青少年的口味，还要考虑他们的理解力与承受能力，但地方志更侧重于真实。
认清了地方志的性质、功能，有利于我们重新审视“犯罪分子”该不该被收入地方志的问题。首先，滁州地方志收录影响较大的犯罪分子，是为了完整历史资料，并没有冲淡收录其他有正面影响的人物或事件。同时，“给后人带来影响”的并不是入不入地方志，而是犯罪行为本身。古时的奸臣后代不少同样成名成才，当代的贪官子女有的同样出类拔萃。
地方志作为一种历史资料，只供“查阅”，记录得越全面、越具体，越是对历史的贡献，越能增强其使用功能，因此，无论收录了什么样的人物，只要他有一定的影响（无论是好的还是坏的），都可以录入地方志。
李清（中安在线）：毫无疑问，编一部全面、准确的地方志，是不应当有任何题材禁区的。所有在本地产生过重大影响的，无论是人物还是事件，都应以合适的方式将其收录，人物志当然也可以收入反面人物。
至于将罪犯收录进地方志，会影响当事人的家人和后代，其实不是问题。因为此举不但并不违反法律规定，而且对于那些重、特大犯罪分子的新闻，媒体基本上都公开报道过，即使不被收进地方志，大家也未必完全不知情，对其家人也未必没有影响。
但是，这也不意味着可以随意将罪犯收入地方志。首先，要看他当时的犯罪行为对地方造成的影响是不是真的重大。如果只是普通的个人犯罪，就没有必要写进去。另外，也要考虑具体的操作方法。那些社会影响不是特别重大的罪犯，不妨将他们的犯罪和受惩治情况收在不那么突出的地方年鉴的“法制卷”中。
王琳（星辰在线）：修史修志就应客观地反映事实，而不是预设好一个挑选的标准或圈定一个范围，只捡好的说。滁州也不例外，所谓《皖东人物》，又不是《皖东好人》，为什么要人为地拒绝那些在当地影响较大的犯罪分子入选呢？
将影响较大的犯罪分子纳入地方志是尊重历史，尊重事实的态度。在地方史志普遍沦为政绩展示室的今天，滁州能有这样的勇气应该得到鼓励。那些唱反调的人不妨想想：如果仅仅因为给家属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就拒绝这部分历史，做出让步么？刑事诉讼法上明确规定，所有判决一律公开。为什么法律不怕影响犯罪分子的家属而选择公开，因为法律只有公正并无歧视。历史也应该和法律一样，只记录事实，不评价更不歧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