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督权力比监管高尔夫有效
李劭强 (东方网): 通常，我们会把与公务员职务和收入不符的消费行为看成是“一封举报信”。只要消费的公务员并非出于工作需要，也没有进行申报，这封举报信就基本“属实”。
可是，与其它外显性明显的表现和行为相比，高尔夫消费这封举报信实在是不易获悉。它不像豪华别墅，只要建好就是一个无法隐藏的证据，它也不像酒后的闹事，只要发生就会被众多目击者看到。正是因为其消费的高昂，导致了普通民众监督的失效。如果，这个时候高尔夫俱乐部也不愿提供其会员资料，或者对需要作证的资料进行作弊，监督者又怎能察觉那个公务员在消费高尔夫呢？当高尔夫俱乐部主动与公务员套近乎时，这种情形完全可能出现。
那么，这封理论上的高尔夫举报信是不存在的。因为，虽然相应的不符公务的行为发生了；但是，囿于信息的不对称，这种不妥的带有嫌疑的行为却不能被有关监督部门所知晓。所以，对于通过监管高尔夫消费来进行反腐其设想是好的，可是其消费场所的特殊性，以及消费单位的不配合都可能导致原有的预想落空。总不能每天都派人到每个高尔夫俱乐部盯梢吧？这样倒是会有效果，可其成本的昂贵和行为的性质却是容易引起争议的。
事实上，公务员之所以被邀请高尔夫消费正是因为其拥有的权力，而在制度监督缺失的情况下，处于暗箱操作中的权力是可以为职务对象谋利的。所谓的权力寻租，所谓的卖官鬻爵，都是暗箱操作下的权力的乱用。而这些乱用必然惠及那些用高尔夫消费孝敬公务员的人。
因此，与监督高尔夫消费相比，破除权力的暗箱操作更为重要。
贺方 (燕赵都市报): 的确，不少公务员的腐败之路是从消费其“力所不能及”的高尔夫球起步的。可以说，不少公务员挥杆的潇洒背后隐藏的是钱权交易的肮脏，从这个意义上讲，监管公务员是不是高尔夫球运动会员无疑是反腐的重要组成部分。但问题是，这一反腐思路却有着浓烈的“奢侈品依赖症”。
虽说节约型社会并不倡导进行奢侈品消费，但就奢侈品消费本身而言，国家也仅仅是通过开征奢侈税等经济手段来遏制奢侈品消费，而不是直接强行禁止，否则就涉嫌侵犯公民消费自由权。而手握公权的公务员，其首先是一个公民，他(她)有其消费自由。只要其消费行为不是“公权私用”，不管其是否从事奢侈品消费，都属于个人自由，他人甚至公权力都无从干涉。
从这个意义上讲，与其说监管公务员成为高尔夫会员是为了防范公务员奢侈消费，倒不如说是为了防范公务员借助公权力谋求私利。在这一点上，是否从事奢侈品消费并不是问题的关键，只不过奢侈品消费由于其本身的特性容易被曝光而颇受关注。笔者不想笼统地反对通过奢侈品消费来反腐在理论上和技术上的可行性，而是说，反腐的制度设计不能被奢侈品消费所左右。
不管腐败形式怎样千变万化，也不论腐败指向怎样的奢侈品，腐败“公权私用”的本质是绝对不会改变的。这其实意味着，以奢侈品为主线的反腐思路，在让奢侈品牵着鼻子走的同时，也深深地折射出正面的制度建构，即如何防范权力滥用甚至私用，至少存在着致命性的纰漏。一个社会中的奢侈品总是会层出不穷，总不能对公务员进行任何奢侈品消费的行为都要登记监管吧？这不仅可能会为以反腐的名义侵犯私领域的自由提供借口，而且也是反腐思路上的舍本逐末。
一个有力的反腐制度，从来都是通过内部的权力制约和监督机制的完善，以及外部监督的有力有效等正面的制度设计来实现的。也只有制度穷尽对公务员的约束之后，仍然存在着制度鞭长莫及的边缘地带以及漏网之鱼时，以奢侈品作为反腐的突破口才会成为一种可能和必要，这跟媒体监督不能替代内部权力制衡是同一道理。否则，不仅反腐会遭受“公私不分”的诟病，而且效果恐怕也难言乐观。
王攀 (长江商报): 要看到，官员出入与收入不相符的地方不仅仅有高尔夫球场，还有各大星级酒店、娱乐场所、自己“藏娇”的“金屋”、银行存款……而与官员收入不相符的，还有官员的大房子、奢华的装饰、子女的大宅豪车等。难道这些酒店、娱乐场所、藏娇金屋、银行存款、大宅豪车等，都要拿来当作反腐败的切入口吗？
如果仅仅把腐败归罪于这些奢侈品身上，仅仅利用这些奢侈品反腐败，显然是过于简单了。当前的腐败现象仍旧普遍，关键原因是，我们缺乏完善的、公开的、透明的监督机制。一些监督者与被监督者存在利益瓜葛，结果自然可想而知。
因此，建立一套透明的、完善的、由全社会广泛参与的反腐机制，才是问题关键。而如果制度不全，措施不力，那么即便是今天从高尔夫球查起，那也仅仅是打击了与高尔夫球有染的官员，而其他与官员收入不相符的活动和场合，被排除在外。
依靠奢侈品反腐，看似行之有效，却不利于反腐机制的建设和完善。只有官员的行为，不仅仅在内部受到监督，在外部也同样受到监督，甚至官员的一些不良行为，被公众和媒体揪住不放，官员的腐败问题才能真正解决。
罗伟民 (红网): 把反腐这根杆打在高尔夫上，毕竟腐败行为业已发生，顶多是治标之举。与其把力气使在“高尔夫反腐”上，不如加大力度加强监督机制的完善，使官员们有贪的贼心而无贪的贼胆。譬如说，完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对治理官员腐败，对反腐倡廉，从国外成功的实践经验看，就是最为根本和有效的方式之一。别的咱不谈，以香港特区为例，自回归以来，就开始实行公务员申报利益制度，官员资产都被详细披露，供市民查阅。前财政司司长梁锦松，就因为在买车问题上被指责有利益冲突的嫌疑，招致媒体的质疑和批评，最终辞职。
1997年党的十五大就确立反腐新思路，加大制度建设，从源头遏制腐败，让达摩克利斯之剑高悬在腐败分子头上，“治病于未发之前”，“治病于初起之时”，这才是治本的“良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