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实名要为公民多留隐私空间
杨涛 (人民网): 如今，我们似乎走向一个实名制的时代。虽然我们挡不住手机实名制前进的步伐，但至少我们还要问，在推行手机实名制时，制定了有效的措施来保障我们的隐私吗？
发出这样的疑问的前提是，公权力的每一次前进，都是私权的步步退缩，公权力的管理方便往往带来的是私权行使的不便，所以，我们在赋予公权的同时，必须事先对公权进行有效地规范。就手机实名制而言，手机号码与姓名、身份证号码等信息组合在一起，就构成了一个人的隐私，公民有权对其保密，也有权要求因为职务关系接触这些信息的人进行保密。每一位公民除非自愿，否则其他就不应当将其手机相关信息泄露，使其受到不当的干扰。因此，在实行手机实名制之前，有关部门就必须首先制定有效的措施来保障公民手机的隐私不被泄露。
首先必须防范的就是运营商与代理商，他们是第一手接触公民手机的隐私的人，也是最有可能泄露手机的隐私的人。更需要防范的是公权力机关特别是执法机关滥用他们的权力。
规范运营商、代理商与国家机关的行为，那还只是权力的自律，而要更强有力地保障我们的手机的隐私，说一千道一万，那还得需要公民有权利才行。所以，我希望在手机实名制后，针对公民对于自己手机隐私的权利做出些有效的规定，比如公民是否可以对谁接触和查询了自己手机隐私有知情权，公民是否可以针对手机隐私被侵犯提起诉讼，等等。
欧木华 (燕赵都市报): 将手机实名制当成遏制违法犯罪的灵丹妙药，这样的观点要么是一厢情愿甚至不切实际地憧憬，要么是电信部门对自身管理手机短信不力的巧妙借口。在国外一些施行手机实名制的国家，手机违法犯罪以及垃圾短信等确实比中国要少许多，但要看到，人家惩治色情短信、垃圾短信成功的背后是以短信服务商、运营商等严格的自律、自查自纠作为基础的，并配合其他部门的严格执法才能做到这一切。如果我们的短信服务商运营商缺乏起码的纠错意识，没有相配套的执法团队，想仅仅依靠实名制将所有的问题一扫而空，这不过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奢望和对手机实名制的误解而已。
刘义昆 (红网): 针对此次出台手机实名制的消息，某门户网站的调查表明，有63%的网友表示赞同，认为可以从根本上控制违法短信的发出。与此同时，有60%的网友对实行手机实名制后“服务商能不能确保消费者个人信息不外泄”表示担忧，有37%的网友则认为“假身份证不消灭，实名制一样不起作用”。可见，手机用户并非不认同手机实名制，而是对实行手机实名制的效果表示怀疑，更担心个人隐私遭到侵害。
公众的这种担心并非空穴来风。事实上，虽然按照规定，用户的个人信息应由运营商予以保密，但在遍地开花的网点购买手机卡时，用户的信息却难以得到保密。另外，运营商难保其不会出卖用户信息以获取利益。因此，在实行手机实名制时，尚需完善相关的用户信息披露制度，譬如中间渠道商的信息保密责任规定、用户资料查询的授权规定等，以充分保护用户的隐私。鉴于此，《个人信息保护法》的出台是迫在眉睫的问题。
徐立凡 (中国青年报): 在一定程度上，手机实名制可视为向用户单向征信，那么，两亿用户如何向管理者征信？在日本、韩国等实施了手机实名制的国家，政府的相关立法不仅对手机消费者作了立法限定，也对电信运营商作了限定。同时，加大了大量技术投入解决与中国同样存在的种种问题。这使得改善通信环境成为各方义务同担、利益同享的系统工程，并获取了社会共识。从这个角度说，单靠手机实名制，难以改善我们的通信环境。在手机实名制实施的同时，我们还需要看到政策的民意吸纳和电信运营商的社会责任。
解本友 (新快报):“实名制”不过是个技术手段，而支撑它的基石，是整个社会的信用体系和监管环节。一些管理者之所以喜好在“实名制”上使劲，而不愿在打牢信用基石上下工夫，缘于建设社会信用体系和有效监管太艰难，远不及“实名制”看得见、摸得着。
在一个“快餐政绩”风行的时期，选择“实名制”无疑是一个出政绩的捷径。本末倒置的“实名制”，防得了“君子”，防不了“小人”；偶尔治标，但不能治本，终究逃脱不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命运。
缺乏根基的“实名制”，不过是一个绝美的梦想而已。与此同时，“实名制”却大幅度增加了社会成本，也增大了公民隐私被曝光的概率。现代社会是一个交易频繁的社会，如果社会诚信缺失，寄托“实名制”以实现诚信诉求，就如画饼充饥，中看不中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