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指数”未必能体察民众疾苦
周之南（红网）：在今年9月发布的“2006年中国城市生活质量排行榜”的编制过程中，相关机构通过对市民在12个方面的生活感受的调查后公布，在36个大中城市，居民最不满意的三大领域依次是房价、治安和就业。
正在受到追捧的“幸福指数”，也要调查市民对城市的主观评估。不同的是，“幸福指数”所要寻找的是幸福的感觉，而这次的“生活质量排行榜”找出的却是“不幸”。房价的高企、治安的混乱、就业的艰难，套用“幸福指数”的说法，这些应该算是“不幸指数”。在某些追求“政绩”的地方政府看来，“幸福指数”因为拥有它的可炫耀性，当然最值得拼搏和追逐。但是，从改善民生的角度来看，“不幸指数”比“幸福指数”更有用处。
对于责任型政府来说，最需要知道的并不是自己的成功和收获，而是自己在服务公众方面的缺陷和不足。政府的不足转换到公众头上，呈现出来的往往是不满意和不幸福。“不幸指数”的可贵，在于它用最直接的方式指出了政府的不足之处。倘若用GDP数字或者所谓“幸福指数”来衡量，也许政府获得的永远是怡然自得的陶醉，但那只是真相的局部，它漏掉了政府可以借以改善民生状况的最关键的东西。
城市存在的意义，就在于为最广泛的城市居住者创造更多幸福。城市政府为居民创造幸福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反省自己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饱含了公众不满意信息的“不幸指数”是最有价值的参考数据之一，负责任的地方政府绝不会因为它的“负面”而避之不及。今天勇于面对“不幸指数”，明天就可能获得更高的“幸福指数”。
邓清波（南方日报）：当幸福指数成为政府部门看重的一种数据，则它带给人们的就更加未必是真正的“幸福”。在对幸福的评价本身存在诸多可争议之处的情况下，政府公布的幸福指数将有可能像GDP的统计一样，被注入水分或者被片面化，就像过去政府部门只看GDP数量的多寡而并不管百姓是否真的得到实惠一样。
我更愿意建议统计局先推出一些更可行、更紧迫、更有现实针对性的指数，譬如说“税负痛苦指数”、医疗负担痛苦指数、教育负担痛苦指数等等。
美国《福布斯》杂志发表的2005年度“税负痛苦指数”调查报告称，在全球52个国家及地区中，中国内地的税收痛苦指数位居第二。这个税收痛苦指数的合理性受到国内有关学者的质疑，那么，国家统计局更有必要尽快推出自己统计出来的这一指数，证明中国人的负税压力到底是不是很严重。
单士兵（华商报）：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幸福指数”不仅仅凝结着一定的“政绩价值”，还有可能产生其它“经济辐射”效应。就如同一些商家利用商品“排行榜”来追求更大利益一样，“幸福指数”能够排名靠前，除了能够得到“政绩认同”，还能吸引更多的人“用脚投票”。毕竟，谁不希望到一个“幸福的地方”来生活与投资呢？
幸福在哪里？幸福就在老百姓的心坎里。如果“幸福指数”的数字化表现，不能真正体现老百姓的幸福感，那么，这样的“幸福指数”，就只能变成一些地方官员的“幸福感”，这无疑是对幸福的最大嘲讽。如果说“注水GDP”损害的是经济发展与社会公平，那么，“注水幸福指数”同样会损害到一个地方的民生、人文发展，伤害到老百姓的情感体验。正因如此，当前许多地方政府对“幸福指数”展开了排名争夺，必须引起警惕，无论如何，不能再让“幸福狂热”变成“GDP崇拜”的一个翻版。
曹林（成都商报）：在统计主管部门无力控制既有指标注水、既有数字愚人的情况下，能保证新增的统计指标不会成为官员粉饰政绩的工具吗？要知道，相比GDP这种客观指标，幸福、和谐、满意度等都属于主观性很强的指标，这种主观指标更容易造假。
比如，每个人心中都有不同的幸福理解，收入高、工作稳定、居住条件好都不一定感觉幸福。我很担心，一个人可能明明感觉自己非常不幸福，但在官方为彰显自身政绩的“幸福指数”统计中，他的幸福感却非常高。在宏大的“幸福指数专制”下，一个人连表达不幸的自然权利都失去了，根本不幸福的他却在精神上被强迫和别人一起“幸福”，这种精神上的数字强暴要比GDP注水对公众的伤害更大。
这种担心并非多余，首先，“指数化”天然就不是什么好东西，什么事物一旦指数化都可能被扭曲，经济发展指数化会诱惑官员造假，所以“指数化”应尽可能少用，主观感觉更应远离指数化，尽可能让一个人用自己的方式去表达。
我不明白，为什么要将公众的幸福感、和谐感这些主观感觉指数化，又为什么要将这些主观指数纳入官方自上而下的统计框架中？如果真的尊重公众的幸福感与和谐感，致力于让每个人更加幸福，应该把“幸福指数”的考量留给公众自己去完成，建立一个“用手投票”的制度让公众自己表达幸福，以幸不幸福的主体表达为官员的治理能力打分，为官员打分很高，自然说明百姓的幸福指数很高，这样的官员让百姓有幸福感--由公众打分决定官员升迁的制度安排是显示百姓幸福指数最好的指针。只有百姓自己才知道自己幸不幸福，幸福感在百姓自己心中，这是外在的指数无从概括和描述的，百姓应掌握着这种表达的绝对主动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