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门“新型”学科
当不少人在为幸福的得失而焦虑的时刻，科学家们自然更需要求自己拿出“解决方案”，或者说——学术突破的机会来了。有专家甚至认为，中国是探究这个领域一些最伤脑筋问题的理想试验场所。
在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研究人员通过对志愿者和电脑模拟的调查与试验，探索经济和社会的快速变化对幸福程度的影响。
上海长大的芝加哥大学商学院教授奚恺元(Christopher Hsee)，则是把幸福感研究带回中国的比较早的著名学者。他想找出影响幸福的因素以及它们之间的函数关系，他把这门全面诠释幸福内涵的新学科称之为追求生命快乐的学说，即“Hedonomics”，中文可以直接翻译成“幸福学”。当然，这里所指的“幸福”不仅是短期的安逸，而是一种长期的、广义的好的主观感受（subjective well-being），问题的关键是需要有一个严格的理论来研究如何使幸福最大化。
心理学的影响，正渗透进广义的经济学领域。2002年，心理学家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以其对行为经济学的开创性贡献，分享了当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而华人学者也在这一领域做出了贡献。卡尼曼在其获奖演说中，就提到了奚恺元的研究成果。
这一年，一位叫“倪子君”女生正在清华大学攻读国际MBA（IMBA）。毕业后，她远赴德国学习心理学，回国创办了一家心理服务机构。2006年6月，她意外得知，一向在哈佛大学“不起眼”的心理学课程中，一门自己第一次听说名字的“积极心理学”(positive psychology)居然排名第一！“据我所知，这个位置长期以来都是著名经济学家格里高利·曼昆（N.Gregory Mankiw）教授‘经济学原理’当仁不让的。”
“积极心理学”是一门关于幸福的科学（研究如何让人活得更幸福），它打破了100多年来传统心理学只关注失败和障碍的旧模式，并不针对“解决心理问题”，而是关注积极力量和品质，告诉人们幸福并非可望不可及的，可以通过练习后养成“习惯”。而这门跃升为“哈佛第一课程”的主讲者泰勒·本沙哈尔(Tal Ben-Shahar)博士，曾是以色列壁球冠军，世界种子选手，哈佛大学最优秀的学生之一，却声称自己曾经“不幸福了30年”，正是积极心理学引领他找到了幸福的方法”。上过这门课的学生评价，其奇妙之处在于，当他们离开教室的时候，“都迈着春天一样的脚步!”
于是，一个清晰的决定做出了：请他到中国，以助国人“更科学”地幸福。
虽然起初，给泰勒发出的数封邮件，如石沉大海没有回音……但几个月后，博士受身为亚洲积极心理研究院理事长的倪子君之邀，首次在北京举行了开课仪式，很多企业高管、政府人员等前来听讲。
倪女士也同样开始向泰勒学习，包括2008年组织心理援助小组到灾区实际应用积极心理学。
她担任了本次“幸福代言人”大赛的评委，并负责出考题。
“经过我们的研究发现，东方和西方幸福感的基本规律是一样的。”倪女士说，幸福感有3个方面的原因，第一是遗传基因，占50%；第二是环境因素，占10%，第三是自己的态度和行为，占40%。“基因是最重要的，环境影响到10%，我们还有40%的主动权，就是我们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在她看来，全世界的社会发展，在关注幸福点的时候都有一个共同点——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时，就会发现财富再增加，幸福感不再正向等比例地增长，“物质到一定程度可以满足我们，而幸福感不在物质上，这个时候要转换方向，从自己的主观心里做一些工作来提升幸福感。”
英文“幸福”（Happiness）一词的来源为冰岛语里的Happ，其意是运气或机会，同时也是“偶然”这个词的来源。借此，泰勒博士最近在京提醒听众，大家可不要凭着运气去获得幸福，“因此要寻找并理解它的真意。”
其实，积极心理学的基础就是促使心理学关注修复生命的问题而转向同时致力于建立生命中的完好品质。“并不是就干脆忽略那些出问题的东西，不好的东西，相反，积极心理学要讲的就是——我们也不要去忽略那些好的一面，我们在关注不好东西的同时，也关注好的东西，这样的话我们才能有更高角度的幸福，更高层次的幸福，而且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有更高水平的成功。”泰勒博士说。
“人们往往是急于找到答案，而不是先学会问一个正确的问题。”他建议，应该扪心自问一下，有多长时间是花在寻求一个完美正确的答案上，又有多少时间花在“我问一个好的、正确的问题”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