拥挤的车厢、污浊的空气、排的长长的队、进站闸门开启后令人生畏的冲撞等等，这是被称为“每年人类最大的迁移活动”的“春运”所特有的“景象”。2012年的“春运”于1月8日开始，2月16日结束。
铁路是春运主要的交通工具。与以往相比，今年虽然有京沪高铁等一批高速铁路的开通运营使得铁路运力增加了不少，铁道部还采取了各种可利用的措施，比如在电话购票、常规窗口购票的基础上，还推出了网络购票，并且实行实名制以防止票贩子倒票，大量加开临客等等，但春运人多票少，一票难求的情况并没有多大改观，许多急于回家以及春节后急于返回工作岗位的人们依然因买不到火车票而满是抱怨和指责。
这让铁道部的官员很苦恼，因为他们已经用尽了目前所能想到的所有可行的方法。为保证旅客顺利出行，铁道部最大限度地挖掘潜能，在保证安全的基础上尽量多的加开客运列车，铁路客车日均开行数量达到了2064对，为历史最高，比春运前增加了131对，日均运送旅客也达到了588万人次。铁道部预计，今年春运全国铁路将发送旅客2.35亿人次，同比增加1352万人，增长6.1%。
铁道部副部长胡亚东说，“今年铁路春运能力安排虽超过往年，但铁路整体运能仍然满足不了社会需求，以能力定运量的基本格局没有改变。”
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刘铁男在全国春运电视电话会议指出，今年春运组织难度超过以往。春运期间客流量将超过运能支撑，各种运能需要超能力发挥。
为何难？
国家发改委预计，2012年春运期间客流量将达31.58亿人次。这是一组惊人的数字，人们不仅会问，怎么会有这么多“候鸟式”的人要迁徙着过年呢？
这与中国目前存在的两个现实有关。一个现实是，由于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许多中西部地区的人到经济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特别是北京、广东、上海等地工作。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深圳的总人口1400万左右，而流动人口就有1200万人之多，北京的人口近2000万，流动人口也高达700多万。另一个现实是，由于中国实行的是严格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外来务工人员要在自己工作的城市落户很困难，自己在城市工作，家人在家乡生活。春节是中华民族最重要的传统节日，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中，春节是合家团圆的日子，无论天南海北离家多远，只要有可能，人们都会选择回家过年。
因此每年春节前后便会有如此多的人集中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出行。中国春运也就形成了这样的一幅人口流动景象：春节前人们从东部沿海各城市向内陆放射性迁徙，春节后人们又从内陆向东部沿海聚集。
为了满足交通运输需求，中国在过去几年里大力投资兴建公路铁路等基础设施。发改委数据显示，过去一年，中国新增高速公路1.1万公里，高速公路总里程达8.5万公里，已接近第一名的美国；包括京沪高铁在内的众多高铁干线贯通，中国高铁运营总里程突破1.3万公里，无论是运营里程、运营速度还是建设速度，均居世界第一。
但运力增加永远赶不上客流的增长。随着中国城市化率的不断上升，近2亿农民进城，经济的飞速发展和人员的密集流动带来了运量几何倍数增长。自1989年内地数百万农民工涌入沿海城市打工，“春运”现象诞生开始，春运客流人次已从当年的8亿增长到现在的30多亿。
如何破解？
春运难一直是个顽疾。有人提出可以大力提高铁路运力，但事实上中国不可能按照目前春运的标准来建设铁路。因为那样，在平时会闲置和浪费。根据铁道部的数据，平常中国铁路客运量每天只需要300万人次左右。如果按春运的日均580多万建设，显然不合理。
仔细想想，人们春节回家的目的其实很简单，就是为了一家团聚。那么是什么让他们不远千里外出打工呢？
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苏海南表示，大量人口异地就业的主要动因是地区收入分配的差距过大所致。中国经济结构布局存在很多不合理之处，东部沿海的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规模需要了大量就业，而内地就业不仅需求有限，工资待遇也低于东部沿海发达地区，于是在发达地区强大的“拉力”下，大批的就业人口奔向发达地区。
在中国收入分配无论是在城乡差距还是在地区差距上，都有逐年扩大的趋势。这也使得就业人口流动数量越来越大。
苏海南认为，缓解春运压力的根本途径在于通过合理布局经济结构促进各地区的平衡发展，从而达到大幅减少流动人口的目的，才能缓解交通压力。“地区发展不平衡得不到缓解，春运的数量就不会减少。”苏海南说。
但这不是一朝一夕能解决的，国家早已经在几年前就积极努力的促进各地区的平衡发展了，目前已经出现了可喜的变化，一些劳动密集型、低附加值的企业已经开始向中西部地区迁移，但企业转移数量极少，而且地区收入分配差距依然很大。就业迁移状况不会有大的改观。
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授张孝德认为，最好的办法就是在平衡地区经济发展的同时，能够改变目前的户籍制度。
张孝德说，隐藏在户籍制度背后的社会保障歧视，使得流动人口对所在城市严重缺乏归属感。流动人口由于在城市存在着教育、医疗、养老等诸多的难题，愿意而且能够举家迁移的为数不多，他们大多都是孤身在外打工。
张孝德说，如果放开户籍制度，让城市就业的人成为当地合法市民，就可以减少春节期间的人口流动率。“但是我这个建议，城市官员可能会害怕引发增加城市人口负荷等一系列问题而不会同意。”张孝德说。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周孝正认为，加快推进农民工城市化步伐上可以退而求其次，对工作5年以上的农民工给予特殊待遇，由企业、地方政府和国家联合提供廉租房或公租房，这样也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民工春运迁徙。
事实上这只是临时之举，根据发改委规划，中国的城市化率在2030年要达到65%，这意味着要以平均每年2000万人的速度、到2030年基本解决4亿农民工及其家属的进城问题。农民变市民，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周孝正说，中国人在春节团圆的意识极其强烈，在户籍制度改革之前，铁路不妨可以用经济杠杆调控客流，就是实行弹性的票价，票价上下浮动幅度要拉开，用价格削峰填谷。如春运前一个月把票价压低至原价的80%，而后在接下来的日子一天天上涨票价，到春运高峰的时候涨到原价的110%。这种情况下会促使部分人尽可能早的回家，也在某种程度上对春运难问题将会有所缓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