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加州安纳伯格庄园与美国总统奥巴马举行“历史性会晤”之时，没有多少人料到几乎与会晤同期，曾受雇中央情报局担任技术助理的美国青年爱德华·斯诺登在香港掀起的泄密风波会急速发酵，给中美关系带来一场不小的麻烦。
5月下旬悄然抵港的斯诺登向全世界披露了美国国家安全局代号为“棱镜”的大规模监听项目。过去6年，美国国家安全局、联邦调查局通过接入网络巨头服务器，对美国公民的电邮、即时消息、视频、照片、存储数据、语音聊天、社交网络资料等进行监控。美国情报机构也在监视数十个国家驻美和联合国的外交代表机构，对象甚至包括日本、欧盟、墨西哥、韩国、印度等盟友国家。
斯诺登告诉香港《南华早报》，美国政府多年来一直从事针对中国个人和机构的网络攻击，“国家安全局曾侵入中国电讯公司以获取手机短信信息，并持续攻击清华大学的主干网络以及电讯公司Pacnet香港总部的计算机，该公司拥有区内最庞大的海底光纤电缆网络。”
6月14日，美国联邦执法机构启动程序，以间谍活动、盗窃、转移政府财产三项罪名正式起诉斯诺登。此后，美国向香港提出以临时逮捕令将斯诺登拘留的要求。
斯诺登事件在中国国内引起舆论哗然。大量言论发表出来，一边倒地认为“美国在网络安全问题上贼喊捉贼”，“欠世界一个交代”；“网络安全只是美国在战略上遏制中国的借口”，“美国的做法提醒中国必须重视国家的网络安全建设”。民间机构“新秦视点”针对中国公众进行的调查显示，40.38%的受访者支持斯诺登的行为，17.42%的受访者反对，42.2%的受访者认为“美国的事和我无关”。《环球时报》进行的调查显示，七成受访者因希望斯诺登“站出来揭露美国在网络领域的双重标准”而不支持将他引渡回美国。香港《南华早报》公布的民调则显示，一半港人反对遣返斯诺登，支持遣返的只有17.6%。
一些中国媒体和评论员将斯诺登事件比作“天上掉下的馅饼”，认为事件将成为中美在网络道德阵地上互为攻守的转捩点。《环球时报》在6月3日至7月11日间就斯诺登事件连发10篇社评，呼吁香港拒绝遣返斯诺登，指出“网络安全问题美国装了好几年，一副受害者的样子，现在证明了它是全球最严重网络间谍活动的组织与实施者”；“美方不应再就网络安全挑中国一点毛病，也不应再显摆人权之类的道德高地，否则斯诺登这张牌中方就应坚决甩到美国人的脸上”。
在斯诺登事件发生前的三年时间里，中国一直受到来自美国政府高层和军方的压力，网络自由与安全问题急速升温为中美关系中的焦点性问题。美方一方面指责中国限制互联网自由，一方面就中国“有组织的黑客行为”窃取美国商业、军事机密问题表达关切，并且逼迫中国军方澄清有无网军。有分析认为，美国这样做，是配合其在网络世界延袭霸权战略、谋取绝对优势的政治布局。
相对于舆论的激愤情绪，中国政府对斯诺登事件的应对是低调、克制的，被评论家形容为“冷对”、“超然”。中方显然是要避免事件从美国的问题演变为中国的问题，避免中美总体关系因事件受到大的影响，避免直接介入香港特区政府对事件的处置。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的相关表态重在申明：中国是网络攻击的受害者，中方愿与国际社会共同维护网络空间的和平与安全。中方没有直接置评美国政府向香港特区政府提出的临时逮捕斯诺登的要求，只是表示“尊重香港特区政府依法处理相关案件”。对于美国前副总统切尼等人发表的“斯诺登可能是中国间谍”指责，中国官方则用“这完全是无稽之谈”回应。
6月23日，斯诺登搭俄罗斯航空公司班机前往莫斯科。同日，香港特区政府发表声明，证实斯诺登已离港，同时称，美国政府早前要求特区政府向斯诺登发出临时拘捕令的文件“未能全面符合香港法律上所需的要求”，“特区政府在未获得足够资料处理临时拘捕令的情况下，并无法律依据限制斯诺登离境。”24日，美国国务卿克里发表谈话称，斯诺登能从香港登机飞往俄罗斯“令人失望”，这将影响美国与中、俄的关系。白宫发言人卡尼表示，美国不相信这仅是香港的决定，反而认为这是中国大陆刻意的选择，“这个决定毫无疑问会对美中关系产生负面影响。”
但在中国一些国际问题专家眼中，此事介乎法律事件和外交事件之间，支持香港特区放走斯诺登却可能是中方所能做出的最快、最好、把事件对中美关系影响压至最低的安排。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专家时殷弘接受采访说，外界无法得知，让斯诺登离开香港，是中国和香港特区政府在“顶住美国政府的强大压力”之下所作的安排，还是美、中、港经过非常稠密的幕后协商之后，美国“做出重大妥协吞下的苦果”。
6月27日，正在非洲访问的美国总统奥巴马第一次详细谈及斯诺登事件。他说，自己不会为斯诺登“大动干戈”，因为“这件事该由执法官员处理”，美国需要与中俄协商处理的事情非常多，不会仅为引渡某人而费尽心机、讨价还价，“我不会把一件引渡案突然上升到这种高度”。
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中美关系保持稳定发展符合两国根本利益，双方有更多更大的议题比如朝鲜半岛、南海局势、气候变化等需要共同处理，都不希望“习奥会”之后中美关系的向好趋势因一个斯诺登事件发生逆转。而在网络安全问题上，中美将摩擦和挑战转化为合作动力的意图和行动呈现加强的趋势。
在6月9日的安纳伯格庄园会晤中，习近平与奥巴马深入讨论了网络安全问题。据参加会晤的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多尼隆介绍，两国元首就网络安全合作达成三点共识：第一，承认这个问题存在；第二，具体调查所发现的各类网络攻击活动；第三，双方进行对话，“商讨一些常规和法则，厘清在网络世界什么可以接受，什么不可以接受。”
7月10-11日在华盛顿举行的第五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同意积极落实安纳伯格庄园会晤提出的指导意见，就网络事务进行可持续对话并开展合作。双方举行了战略安全对话项下的第一次网络工作组会议，认定网络工作组是中美政府间就网络事务开展对话的主渠道。
据莫斯科谢列梅捷沃机场新闻处7月12日证实，滞留在该机场中转区的斯诺登将于当天与俄人权组织代表和知名律师会面。（新华社记者 姜克红摄）
斯诺登的个人命运与中国已无直接关联，但事件在中国国内引发的对互联网外交的反思与调整还在深入。一般认为，中国的网络发展战略将更加强调自主创新的重要性，中国互联网外交的开放性和主动性将会显著增加，特别是在推动制订网络国际规则方面将发挥更大作用。
网络世界没有绝对的安全和自由，互联网世界的恐怖主义、违法犯罪和商业间谍行为是国际社会的共同威胁和挑战。世界主要国家都出于安全和维稳需要对互联网活动进行监控，这种行为的边界、底线在哪里还远没有国际共识，美国滥用监控手段、将互联网转化为全球霸权战略工具的行为敲响了警钟。
美国在网络世界走下“神坛”并不等于中国自然就会站上“道德高地”。只有通过技术、制度、规范、市场的不断调整和完善，实施公正、成熟的网络发展战略，在权利与义务、自律和监管、安全与民生之间达致合理平衡，并且推动国际社会成功制订各方均能接受的网络行为规范和准则，有力制衡、有效制止网络霸权主义、战略对抗和军备竞赛，防止网络技术成为另一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中国才能真正赢得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