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经济实力增长和国际影响力的上升，中国正在体验着自身的“巨人成长的烦恼”。同时，国际形势也有了很大变化，而国际社会也对中国有了更高的期待，希望中国能够承担更大的国际责任。面对变化了的国际国内形势，中国的国际关系领域的学者也在不断探索新的外交理念。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王逸舟教授提出了“创造性介入”这一新的外交理念，倡导中国应该更积极介入国际事务中，主动发挥更大作用。《北京周报》有幸于近期采访了王逸舟教授，请他对“创造性介入”这一概念进行了更深刻、更清晰的解读。
《北京周报》：什么促使您想到要倡导“创造性介入”这么一种外交理念？
王逸舟：中国外交正在进入新时期。对中国来说，机遇和不确定性在这个时期同时并存。在这个时期，中国正在经历着“巨人成长烦恼”。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大致经历了两个外交时期：毛泽东阶段和邓小平阶段。
在毛泽东阶段的特点是寻求政治的独立，中国要以“红色巨人”的形象站立在政治舞台上。这个阶段的外交主题是“革命外交”。虽然当时也有周恩来的温和的外交观如“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但主调是毛泽东“继续革命”的思想，目标是推进周边、亚非和世界革命。
在邓小平时期，中国的政策以经济建设和中国发展为重心。外交的目的主要是保障国内的改革和经济建设。因此“商务外交”作为外交的主线服务于国内一切围绕经济建设、搞发展和谋民生的基调。
我们已经进入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进入一个新时期。中国成为参与者、建设者，甚至是领导者。邓小平的精神仍起着重要的导航作用。外交政策上面，中国基本上还是“搭便车”的跟从者，不是另起炉灶的创造者。但我们不得不说，在新阶段，中国恐怕已经很难延续“搭便车”的方式。
随着中国实力的上升，中国海外利益越来越大，在这种情况下，中国需要主动拿出创意来。国际社会对中国有了新的要求，也同时有很多疑问。中国之前在国际上的形象一直是一个“孤立的巨人”。现在，它从一个有地区影响力的大国正在攀登全球的高顶。处在这样一个位置上的中国既不是造反者，也不能搭便车。中国必须拿出自己的方案有新的投入，对世界做出新的贡献。
另一方面，邓小平提出“韬光养晦”方针的精神仍有继承的必要，它也体现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一贯倡导的独立自主、互利共赢、和平合作的外交路线。这一路线不会也不应当有任何改变。本质上，“创造性介入”的新外交，是在新形势下对邓小平路线的丰富与发展，以体现处在更高阶段、更大视野和更具进取心的中国外交。
《北京周报》：您能否介绍一下您所倡导的“创造性介入”这一概念？它有什么样的特点和内涵？
王逸舟：“创造性介入”讲的是一种新的积极态度，即在新世纪第二个十年到来之际，中国对国际事务要有更大的参与意识和手法。它要求中国的各个涉外部门和中国公众，在坚持邓小平改革开放基本路线的同时，增强进取心和下“先手棋”，积极主动介入地区和全球事务，拿出更多的方案并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及援助，以使未来国际格局的演化和人类共同体的进步由中国的印记、操作和贡献。它提醒我们对外政策的规划人和制订者：中国不能走西方列强称霸世界的老路，不能把我们的意志和方案强加于人，在积极参加国际事务的同时，注意建设性斡旋和创造性思路，发掘和坚守东方文化和历史文明，体现中国人自己的智慧，倡导并坚持“新安全观”、“新发展观”、“和谐世界观”等理念，谨慎恰当地处理与其它国家和国际社会的关系，提升中国在世界舞台的形象与话语权。
“创造性介入”仍然限定在对核心外交层次的透视，主要涉及外交、商务、军方三大强力领域，主要着眼于外交部门的办案思路和技巧，提示外交的新取向。这种新的“创造性介入”的立场既不是对“韬光养晦”的抛弃，又绝非西式的干涉主义和强权政治，而是符合中国新的大国位置、国情国力和文化传统的新选择。这一立场，将伴随中国和平崛起的整个阶段，逐渐形成国际政治和外交舞台的中国风格。
《北京周报》：“创造性介入”是否与中国“不干涉内政”的原则相悖？它与西方“干涉主义”有什么区别？
王逸舟：“创造性介入”虽然是更加积极主动地介入了国际事务，但“创造性介入”和“干涉主义”是有本质的不同的。“创造性介入”的过程是卷入，是接触性的介入，而不是打压或以强力介入。它从本质上讲是对传统外交学说的丰富而不是与之对立的。
首先，“创造性介入”是建立在国际合法性基础上的。它必须遵守三个原则即《联合国宪章》，当地人的意愿或者当事国多数派别的默认、接受或欢迎，同时也符合周边多数国家的意愿。
其次，“创造性介入”必须量力而行，有选择的推进。中国的外交明确区分核心利益、重要利益、一般利益和次要利益。“创造性介入”要以中国的重大利益为前提，要有所为，有所不为。
再次，“创造性介入”是外交先行，军事慎用。中国的介入更多是外交斡旋，经济帮助，而不是军事优先，更不是武力镇压。它根本上是外交的积极、全方位地挖掘。武力最多也只是一种威慑或者协同作用。
《北京周报》：“创造性介入”对外交提出了有什么要求？
王逸舟：中国目前处在经济转型期，经济改革势在必行。中国的外交也同样需要在新形势下进行变革和转型。“创造性介入”不只是一种技巧或者手段，也不只是一种心态的调整，而是与中国的外交转型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它是与中国改革开放新阶段相适应的外交方式。
它特别强调中国外交的引导性、主动性和建设性。同时，在国内应该建立起激励性机制，鼓励外交的转型。外交转型也必须以相应的社会基础、认识和制度安排作为依托。中国新时期的外交需要建设性、创造性，这不只是人的问题。
“创造性介入”鼓励外交部门和外交相关部门积极作为，发挥主观能动性，鼓励打破常规的做法，鼓励外交下先手棋。在大众层面上，我们需要培养大国国民的风范。曾经的NBA巨星姚明是我们一个很好的国家形象代言人——强大、智慧而有亲和力。中国现在的物质力量发展很快，但精神的力量、智慧的力量还没有得到重视。也就是说，精神层面的发展没有跟上物质的发展。
在一些外国民众的眼中，中国仍是“跛足巨人”或“经济怪物”。这也和我们所提供的公共产品不足有很大的关系。中国虽然已经是国际上公认的第二大经济体，但其所提供的经济援助资金相对于它的GDP总量仍然很低，这也约束了中国对外关系的布局能力。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中国应该也加大对外援助，承担起力所能及的国际责任。
《北京周报》：中国在未来应该派出更多的青年志愿者、医疗队、维和部队、扶贫项目和NGO组织到国际上扶贫。同时，我们也应该对媒体提出更高的要求，使它们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 您能否就“创造性介入”的应用给我们举个例子？
王逸舟：近年来，中国的外交官们已经在处理一些危机事务的时候体现了“创造性介入”所提倡的建设性思维。如中国驻南非大使和外交部非洲司司长刘贵今在担任“中国政府达尔富尔问题特别代表”一职的过程中，在达尔富尔等地区深入到苏丹各方基层，各个部落的领导中积极斡旋，耐心做各方工作，这些都是西方大国不屑于做的。在某种意义上说，正是中国大使的公正、诚恳、耐心和细致让苏丹各方在南北分治后都和中国保持了良好的关系。“创造性介入”在这个示例中也表现为中国外交对世界性难题的主动解决。另外，“创造性介入”也体现在朝鲜半岛事务和六方会谈，索马里护航，中、老、缅、泰四国在湄公河联合巡逻执法等各个领域。
此外，2011年2-3月间中国政府在北非国家利比亚展开的大规模撤离劳工行动，也是中国对外关系史上一次值得总结分析的“创造性介入”举措。这次大撤离，第一次使用了海陆空联动的撤离方式；第一次大规模动用了民航客机并租用了外国游轮和飞机；第一次采用将人员摆渡到第三国再撤回中国的方式；第一次使用了只有一张纸的中国公民应急旅行证件。这是中国军队、各个政府部门和企业第一次在海外公民保护问题上联合展示中国的“国家能力”。这次撤离行动充分显示出中国独有的良好国际关系、出色的外交斡旋能力、自身雄厚的财力物力和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它预示着，在新世纪第二个十年到来之际，中国政府和民众对于海外利益的重视达到新的高度，中国军事力量、商务力量和外交力量相关保护手段发展到新阶段的开始。
《北京周报》：“创造性介入”强调的是一种危机管理么？
王逸舟：“创造性介入”并不只是一种危机管理。它鼓励外交的积极主动即下“先手棋”，这都体现在日常的外交事务当中。但当危机出现时，“创造性介入”便更能体现出它的优势。我们可以以中非关系为例进行说明。
新时期中非关系要用真正的互利共赢上新台阶，要用软援助、公共产品的提供作为重点。未来的中非关系更要强调共赢。中国在和非洲国家合作的同时，也应该向它们提供干部培训、财会人员培训和适当的技术。目前我们有一些项目，如太阳能、沼气、教材和师资力量的培训等提供给非洲。中非不是简单的政治盟友或者单纯的贸易伙伴。中国在合作中应该让非洲人民能够切身体会到可以共享的利益和好处。
中国同时也应该把自身发展的经验教训和大家分享。中国的发展不是“零和”的发展，即自己的发展相当于别人的贫穷。中国的发展也不是单独的力量的发展，而是共享的发展。这样的发展才是世界的新时代：中国的崛起使世界变得更和平、富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