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南京的金融区新街口驱车1小时便可以到达江宁经济技术开发区。这里是轻轨的终点,也被看作南京市的边缘地带。以前这里是一片农田,现在农民离开了土地,住上了楼房。据说他们大多数都对目前舒适的住宅条件感到十分满意。
和世界各地一样,与交通条件改善随之而来的便是地价的上涨。在对失地农民的拆迁安置工作结束以后,便是开发商们大显身手的时间了。城市人开始在这里物色第二套甚至第三套房,只要他们认为政府不会让泡沫破裂,买入地产是他们的不二选择。在房地产商利用第三轮开放热潮把江宁彻底变成郊区别墅区之前,企业界人士坐不住了,他们也要开放。于是有了工厂,厂房下面压着农田。
企业
沈先生的南京赛克精密机器制造有限公司有限公司就是这样一家建立在稻田上的工厂。四层灰色的厂房相当漂亮。从正面看,上面布满了小巧的窗户和蓝色的线条,这也许是对他们所从事的工作的一种隐喻---铁的,铜的,铝的,各种不同材质的部件在这里被焊接,组装加工成套。
沈先生公司的产品主要出口欧洲。他们自有的精细焊接流水线是按照德国工业标准设计安装的,他们为法国直升机制造商生产配件,为国外的太阳能制造企业提供零件,他们生产的精密量具广泛运用在建筑领域。
精密,公司名字里的这个字绝非噱头,这里的一切都紧紧围绕着精密而展开。公司斥巨资购买了检测设备,保证交货产品的质量万无一失。同时交货时间也必须精确无误。为此,公司将质检人员直接置于公司领导层管理之下,而不受车间主管的领导。公司的一位股东直接负责产品质量。质检人员共6人,五女一男,另有两人负责生产过程中的抽检。
“我们必须严格按照交货期的规定,”沈先生说,“如果出现质量问题,我们会立刻补上新货。为了安全起见,我们总是保留一定量的库存,谨慎总是好的。”
工人的权利和工会
“您知道,我是心直口快的人。德国人有时候很傲慢,但是他们做事严谨认真,而且勤奋。在钱的问题上也是一丝不苟,这一点让我印象深刻。对商人来说,能及时付款太重要了,而我的德国客户总是能做到这一点。因此,我喜欢和欧洲人做生意。对国内的业务,我没有兴趣。”
精确和毫无通融也表现在人事制度上。“我们的质量检查标准十分严格。如果年轻的工人接连犯错,我们会立刻请他走人。”
但新的劳动法让公司的这种管理方法变得不再那么容易。沈先生说:“从2004年我们就引入了劳动保护条例,并且给我们的工人上了保险。通过完善的福利保险将优秀的员工留住也符合公司的利益。新的劳动法太过片面,如果一个工人对工厂不满意,他可以立刻辞职走人;而企业却不能把工人这样轻易地开除。许多律师正在利用这个机会跟企业打官司,他们鼓动被开除的工人和老板对簿公堂,要求高额赔偿。这让公司耗费了很多精力和财力,许多企业陷入了困境,尤其是在这种经济危机的背景下。”
沈先生企业的福利还算不错,有职工食堂。如果因为赶交货而加班,则食堂提供免费饭菜。但沈先生承认,这里也曾经发生过罢工。“那时候工人对工资不满意,厂长不知道该怎么办。于是我们几个股东就赶到现场,和工人谈判,制定新的合同。”
和附近几家工厂一样,XX有限公司也和一家技术学校合作。学校机械制造专业的学生在学习两年后可以到工厂实习一年,其中不少人成为工厂的正式员工。学员中不少是来自别的省份,比如安徽。他们住在公司提供的集体宿舍,每个房间三个人住。每留下一个学员,技术学校都会得到一笔钱作为中介费。但找到合适的员工变得越来越难。“10年前的学员素质很好,工作也有热情,但现在他们只想多赚钱。那时候这里还没有这么多企业,他们的选择面也不大,而现在他们可以做生意,在夜市上摆摊养活自己。现在技术学校毕业的学生能有三分之一适合在工厂工作就不错了。”
危机和过去
从去年12月开始,工厂的订单减少了一半。2009年3月后这一趋势更加明显。能在经济危机中立于不败之地的只有那些高科技公司。但生产焊接件并不属于高科技,于是公司只有裁员。“我们裁减了一半的人员,过去我们有200人,现在只有100。我们德国的生意伙伴日子也不好过,客户以经济危机为理由要求我们降价,我们现在困难重重,而不少竞争对手早就关门大吉了。”
“不再招收新的工人,降低利润空间,小步走,而不是大步往前迈。同时,尝试扩大客户群。我现在有23个固定客户。我决定不仅是光参加汉诺威的博览会,还要在德国参加更多、各式各样的展览,杜塞尔多夫的专业展会,还有许多其他的展会。也许我可以将德国的稳定客户扩展到40个。”
德国是沈先生的重要市场。他在国有的化工企业工作了5年,这家企业后来和德国化纤工业巨头Zimmer合作,这家公司现在属于Lurgi集团。1978年,沈先生在上海学过6个月的德语。接着他在一家生产轴承的国有企业的外贸部门工作了8年。他的夫人在南京一所中学教书,比较稳定,因此他比较容易下决心离开国有企业,自己单干。12年前,他和一个国企的客户联手用700美金启动资金建立了这件企业。
“我们从一间16平米的办公室开始做。很快,我们意识到,纯粹做贸易没有发展。于是,我们在一家中学租了200平米的场地,然后建立起一个20人的技术队伍,之后又搬到了3000平米的厂房里。但由于城市修高速公路,厂房被拆了。5年前,我们找到了一块26,000平方米的地方,建起了17 000平方米的厂房。生产是按照客户提供的图纸来进行,那时的生意非常好,我们必须继续扩大规模。两年前,我们建了现在的厂房,投资当然很大。”
在厂房的一侧,沈先生留下了一道窄窄的空间,他打算在那里搭个葡萄架。“大个的葡萄,”他强调,不是用来酿酒,而是直接入口的那种葡萄。南京的葡萄虽然皮厚,但是味道很好。多么有趣的现象,农田上盖起了工厂,而工厂的缝隙间却在生长着葡萄。
另外,沈先生的儿子目前在德国康斯坦茨学习机械制造。
(作者为生活在中国的德国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