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参加过红一方面军长征的32位妇女之一的刘英在她那温馨的，布满鲜花的客厅里会见我时，很难相信她已经81岁了。她腰板挺直，乌黑的头发梳理得一丝不乱，身材削瘦，毫无老人那种发胖和臃肿的迹象。 

　　墙上悬挂着她的丈夫、战友、曾经担任过党中央书记的张闻天的巨幅照片。这位曾在美国做过报纸编辑的知识分子透过一副眼镜温文尔雅地注视着我们。正是他，在长征的关键时刻——遵义会议上，表示了对当时受到错误路线打击的毛泽东的支持，使毛泽东重新回到了党中央的领导岗位上。 

　　长征最初只是在领导人之间小范围酝酿的高度军事机密，很少有人真正知道这一计划是何时形成的。因此，当1934年10月，秋风萧瑟的一天，毛泽东动员正在农村扩红的刘英迅速返回苏区首都瑞金时，她倔强地拒绝了，她说：“我的任务还没有完成呢！”过了几天，毛泽东又好言相劝，刘英才犹豫地踏上了返回瑞金之路。 

　　在1925年到1927年的大革命期间，无数妇女和男子一样投身到革命的浪潮中，刘英就是其中之一。她是湖南长沙人，1925年入党。当蒋介石背叛革命后，刘英被迫逃到上海以免遭屠杀，后来到了中央苏区。长征开始时，她26岁，担任少共宣传部长，胡耀邦当时是她的同事，担任少共中央秘书长。 

　　漫漫征途 

　　很多妇女都是被一个紧急电话或者一个口信叫回瑞金的。她们只知道红军要转移，并没有想到横亘在她们面前的困难有多大。有些人甚至穿着稻草和破布条编成的草鞋就踏上了二万五千里的征程。 

　　另一位参加长征的妇女谢飞说，参加长征的妇女都是经过严格挑选的，既要求吃苦耐劳，又要求会做政治工作。谢飞又名阿香，是海南岛人，她14岁就参加了革命。曾在新加坡做过工。长征胜利后，她曾一度与后来担任中国国家主席的刘少奇结为夫妻。 

　　有10名妇女是跟着自己所属的单位长征的，另外20名则组成了一个特殊连队。连队的负责人是毛泽东的老师，年过半百的徐特立和后来曾任共和国代主席的董必武。 

　　谢飞刚到苏区3个月就赶上了长征。她回忆说：“长征对于一些劳动妇女可能还好一些，对于我这个从白区大城市来的妇女，真是困难重重。” 

　　在过大渡河之前，谢飞生病了，浑身一点儿力气也没有。她站不起来，只好坐在地上，用双手撑着身体，一下下往前挪。被敌人烧毁的大渡河铁索桥高悬于湍急的河流之上，除了摇晃的铁索就是一些乱铺的木板。谢飞不敢往下看，又无力站起来走，就连爬带挪地过了铁索桥，她到达宿营地时比别人晚了两个多小时。 

　　最惨的是她在一次躲避飞机轰炸的行动中丢失了全部衣服和行李。没有了替换的衣服和小被子，到了宿营地只好钻进稻草堆睡觉，有一段时间，她只得穿着短裤行军。 

　　刘英认为，长征中最困难的地段要算草地了。虽然已相隔半个世纪了，刘英回忆起草地来依然非常激动，热泪盈眶。 

　　她说，过草地时，天上不停地下着毛毛细雨。7天7夜几乎没吃没喝。草地里的水很脏，但只能喝这种水。“最可怕的是，”她说，“从始至终没有看到一个人。” 

　　“很多人都牺牲了，深陷在草地之中。”说到此，她的声音近似呜咽，“尤其是看到别人陷在里面，而自己却救不出他们，眼看着没有办法，真难过啊！” 

　　她说，不久前曾遇到杨成武将军，杨在长征中曾指挥过许多重要战斗。杨将军对刘英说：“我们过草地时还有野菜和树叶可吃，轮到你们就什么都没有了，真够艰苦的。” 

　　的确，草地给妇女们留下了可怖的印象。一位妇女在过草地时掉进了烂泥潭，烂泥一直浸到她的脖子，幸好被人发现，拉了出来；毛泽东的妻子贺子珍在过草地时将所带的粮食丢了，全靠别人救济；有三位妇女过草地时吃了毒蘑菇，经抢救才脱险。她们白天行军，晚上无法入睡，只能坐着。谢飞感慨地说：“草地时最糟糕的地方！” 

　　特殊的问题 

　　妇女虽然在长征中没有参加与敌人的正面战斗，但她们所做的政治宣传工作，如给挑行李和辎重的民夫打气；给受伤的伤员敷药、安慰；四处去找寻躲起来的老百姓，告诉他们红军是干什么的等等，也是非常必要的。此外，她们还需要忍受许多男人们无法想象的问题。 

　　红一方面军的30位妇女中有5位在长征途中生了孩子。红二方面军六军团的戚元德在翻越大雪山时，将孩子生在雪山上。现在听来，这些都几乎令人难以置信。 

　　贺子珍生完孩子才一个月，又为了掩护男伤员中了敌机的炸弹，身上受了十七处弹伤。回忆起这位命运坎坷的战友时，谢飞说：“她受了伤，头上敷着绷带，乌黑的眼睛，白净的皮肤，令人觉得她是那么刚毅、美丽。”谢飞认为，所有残留下来的照片都没有照出贺子珍的美丽，“她是我们一方面军中最美的妇女。”她说。 

　　谢的另一位战友廖似光一直在部队中挺着大肚子徒步行走，直到临产前一个月才被分配骑马。另一位妇女曾玉甚至在产前也没有骑马，她在少数民族地区生的孩子，什么补养品也吃不上，生产三天之后又踏上了征程。 

　　刘英说，孩子们全部都被送给了老百姓，还得好好央求人家。据她估计，这些孩子（其中包括毛泽东的女儿）无一人能活下来。“没有奶，刚生下来几天就送了人，怎么会活呢？”她说，激烈的生死战斗使这些母亲不得不毅然地放弃千辛万苦生下的孩子，容不得半点犹豫。 

　　据谢飞回忆，有一位名叫李建华的妇女将她的孩子保留了下来，并走完了长征。不久，母亲去世了，孩子今天还健在。 

　　有4到5位妇女完全是徒步走完全程的。谢飞由于中途患病，曾被照顾过一两次骑马。在30位妇女中甚至还有一位裹过脚的妇女，她叫杨厚珍（旧中国认为脚越小越好看，许多父母为了将来女儿能出嫁，忍痛将她们的脚裹成三角畸形）。她拄着拐棍，迈着血迹斑斑的小脚走在队伍中，从不诉苦。 

　　长征后不久，由于过度的疲劳和紧张，几乎所有妇女都闭经了，直到到达陕北后才慢慢恢复。 

　　后来 

　　虽然走完了二万五千里，但有些妇女并没有见到革命的最后胜利。 

　　被合并到四方面军去的吴富莲和王泉媛，担任了1300人的妇女先锋团政委和团长。由于张国焘的错误路线，她们在祁连山一带陷入国民党骑兵的重重包围，无数红军战士在这次战斗中牺牲，王泉媛受伤后被俘，几年后才逃出敌手，沿路乞讨回到老家江西。现在王泉媛是一位普通的农民，1982年到北京与长征中的战友们重逢。 

　　在四方面军三次过草地的途中，更有无数妇女丧生。干练的女红军干部、曾是邓小平妻子的金维映和曾任中央女工部部长的刘群先，长征后到苏联治病，正值二次世界大战，下落不明。 

　　当记者问刘英和谢飞，是什么精神支持着妇女们完成了如此悲壮的长征？她们几乎一致认为：是对革命必胜的信心，是同志之间的友爱，是妇女们自己坚忍不拔的革命意志。 

　　这些妇女中，有一半是童养媳出身。童养媳可以说是旧中国最底层的人。她们既要像长工一样干活，又得忍受封建礼教和公婆的虐待。这就不难解释为什么当解救穷人的红军出现时，这些妇女会毅然地投身到革命队伍中。 

　　许多妇女的亲人在大革命失败后被蒋介石屠杀——刘英的第一任丈夫林蔚、谢飞的三个哥哥都是无数死难的共产党人之一员。她们怀着对反动派的深仇大恨参加红军，因此具有无比坚强的信念。 

　　长征以后的五十年中，身材纤小的刘英和她的丈夫张闻天又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磨难：而性格爽朗的谢飞却因为是前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前妻在“文革”中被关押了6年，虽然她与刘共同生活的时间还不到6年。 

　　这些却没有摧毁她们的信念。刘英说：“为了革命的信念支持着我们。革命总是要成功的，黑暗是暂时的，所以我们什么困难也不怕。”正是这种信念支持她们走完了长征，也将支持她们走完自己的人生。 

　 （原文标题为《长征中的妇女》，英文载于《北京周报》1986年第40期，中文选自《黎明之歌—韦黎明诗文集》（作家出版社，2016年4月第一版）